第九章 重聚（1）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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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爾莉特沒有出席CH郵局的諸位為安·馬格諾利亞夫人舉辦的葬禮，這並非因為她悲傷過度，而是因為她被邀請參加國防軍少校尼古拉斯·馮·科爾布與前國防軍女軍人漢莎·韋恩斯的婚禮。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給迦納利和嘉德麗雅留下一張帶有淚痕的信紙。
“我的好友薇爾莉特向安·馬格諾利亞夫人致以沉痛悼念，儘管她本人因故不能出席，但這並不能削減她的哀慟之情分毫，下面請允許我代她宣讀悼詞。”
嘉德麗雅吞了口唾沫，捏住信紙的手不可遏制地顫抖起來：
“20年零3個月前，也就是1921年的1月，我接到了安·馬格諾利亞夫人的母親，克拉拉·馬格諾利亞女士的委託……”
薇爾莉特的心思完全在安·馬格諾利亞的葬禮上，甚至都沒有注意到聖心路教堂裝飾的變化。她完全沒有發現，祭壇上天主教會的那些絢爛華麗的聖物已經完全被路德宗的樸實器具所取代，而且長凳多了許多，她熟悉的這座法國教堂已經被佔領軍改造成新教的教堂了。
德軍佔領巴黎之後，為方便佔領軍官兵禮拜，除了利用巴黎既有的少數幾個路德宗教堂外，還改造了十幾個天主教教堂以據為己用，教堂裡的天主教牧師也被換成了從德國本土派來的新教神父。
而在聖心教堂布道的，是科爾布的舊相識亞歷山大·格里姆神父，他的教堂就在佈雷斯勞，1918年德國戰敗後，西里西亞被波蘭吞併。作為一個德國人，他本該就此返回自己的母國，但華沙方面對新教徒的限制和歧視政策驅使他留在佈雷斯勞，為教眾的權利而奔波。
由於格里姆神父長久以來的宗教溫和主義傾向和對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一視同仁的熱心腸，不僅佈雷斯勞的日耳曼人擁護他，波蘭人也大多不願找他的麻煩，猶太人更是樂意與之聯合，以共同反抗波蘭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性政策。
他就這樣成為了西里西亞德國人的宗教領袖，併為保護當地少數族裔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甚至為此受到了魏瑪德國的興登堡總統和施特雷澤曼總理的接見，並受前者邀請出席了洛迦諾會議的簽字儀式——那場簽字儀式薇爾莉特也在，不過是在法國代表團中罷了。
這位神父不僅保持著同魏瑪共和國上層的密切聯絡，而且理所當然地同諸多德國新教人士相交甚篤。那些宗教人士中最著名的一個便是尼莫拉博士，格里姆幾乎是完全贊同尼莫拉的觀點的，但眾所周知，那位博士因反對元首的排猶主義而被帝國政府採取了“保護性措施”，現在還不知道在哪個集中營裡關著呢。
得虧尼莫拉博士被捕的時候（1937年7月）格里姆神父還在波蘭境內，否則此人被抓進集中營簡直是板上釘釘的事。衝鋒隊行事向來肆無忌憚，其倒臺後的繼承者黨衛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公開批判辣脆主義的德國人。
好在格里姆是個“識時務的”，他和沃爾特·馮·烏爾裡希上校一樣，學會了在第三帝國治下閉嘴。
正是由於格里姆神父，科爾布和他的母親才會將婚禮定在巴黎舉行。
“要是我在巴黎有住處，我也不在柏林舉行婚禮。”薇爾莉特左前方的一個軍官對他身旁的戰友吐槽道，“現在的柏林只要會喊‘向希特勒致敬’，什麼地痞流氓都能當神父……”
話音未落，拿個軍官就捱了後面的人一錘。
留意到這個情況，薇爾莉特暫時壓抑內心的痛苦，在心中思忖道：如果信仰新教的國防軍軍官都對希特勒的宗教政策不滿的話，沒理由虔信天主教的軍官或官員會擁護這一政策，畢竟天主教在今天的德國已經到了快要被取締的邊緣……於是薇爾莉特便默默記下了這一條情報，然後繼續以參加葬禮的心情垂首不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