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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潢川城內駐有國民黨正規軍約四五千人，潢川城外四周築有堅固的城牆，城牆外還挖有戰壕，架設鐵絲網，易守難攻。紅軍久攻不下，最後被迫撤回根據地。
紅軍攻城時，國民黨軍隊偵知省立七中有共產黨活動，企圖裡應外合，進行暴動。他們就派一個連的兵力在紅軍攻城時開到七中，控制學校，封鎖校門。一天，我和黃文清、姚尊賢晚自習後，正欲睡覺，忽聽學校北門外槍聲好似炒豆一般，我們就好奇地跳下床，開門出屋想去看看。&ot;不許出門!誰出門就打死誰!&ot;白軍哨兵厲聲厲色，如臨大敵。
原來守城的國民黨軍早知道七中師生在兩年前，受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參加過農民暴動，懷疑學校還有地下黨組織。紅軍來攻，怕裡應外合，就派兵把師生隔離起來。一晚上哪裡都不讓去，上廁所都有兵跟著。翌日天剛放亮，他們又把全校學生都趕到操場，又是搜身，又是查抄宿舍，折騰了大半天。最後將學生押回宿舍，不準外出。
在國民黨軍隊的看押中，我們一連過了三天，仍不見有解禁的跡象。第四天，我和黃文清商量，覺得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就一起去找教務主任成相天詢問何時能夠複課上學。成主任膽小怕事，什麼也不敢說。我們就去找校長潘維新。潘校長一向愛護學生，對我們態度很熱情、誠懇。但他也無奈地表示毫無辦法，建議我們每個年級選兩個代表，去找駐軍連長談判。於是同學們就推選我和黃文清等六名學生代表，找駐軍連長談判。經過多次談判和鬥爭，他們答應允許我們上課，但不能出學校大門。
又過了近一個月，同學們與外界都失去了聯絡，更不能同家裡聯絡，連買飯買菜的錢都沒有了。儘管潘校長令庶務科和灶房預借給每個學生一塊銀元的伙食費，以解燃眉之急，但錢很快就花完了，我們只好再去找駐軍談判，要求允許我們回家。這次他們只答應允許開城門放我們出去，規定在消滅紅軍以前不能放我們進城。於是，我們幾個息縣籍的同學決定一起結伴回家。在學校被看管了整整40天後，才在白軍監視下走出了縣城。 ??
當我們幾人穿過城外的鐵絲網後，一個個如同籠中放出來的小鳥，雀躍歡快地往家裡奔去。不料走了不到十里路，突然從路旁高粱地裡竄出幾個白軍士兵，擋住去路。他們硬說我們是小共黨分子，不由分說，就將我們綁了個結實，連推帶搡，押解到附近一座院子，關進一間六七平方米的小屋裡。直到下午，總部的一位參謀來視察，得知駐軍連隊抓了幾個小共黨分子，要看個究竟。守備連長連忙帶參謀來到後院，開啟屋門。我們一看這個參謀原來竟是息縣小學的體育教員潘儒臣老師。他人非常隨和，常和同學們一起談笑玩耍。因為他有文化，就透過關係到駐軍司令部當上了參謀。他一看是我們，馬上命令士兵放了我們。後來我私下問他：&ot;當兵的為什麼抓我們？&ot;他說：&ot;還不是為了敲詐你們幾個大洋花花。&ot;後來聽同學傳說，當時學校裡確有地下黨支部，還有幾條槍，由於紅軍攻城前沒有聯絡上，才停止了暴動。據說槍枝就藏在廁所裡，未來得及取出。這次紅軍圍攻潢川，鎮上謠傳國民黨軍隊在大橋上槍殺了幾十個學生，城裡又不通訊息，這可嚇壞了母親。她天天到廟裡燒香，求菩薩保佑我的平安。還請我堂兄關升品、陳二哥和朱老舅分別到潢川城外（不讓進城）打聽訊息。各種傳說，使她憂心如焚，直到看見我回到家裡，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這次我們被看管了一個多月，耽誤了學業，吃了不少苦。但透過同白軍的談判鬥爭，我受到了很大的鍛鍊。
我回家住了半個月，學校的國民黨軍隊才撤走，學校恢復正常的教學。上學不久，我不幸染上了傷寒，被迫休學回家養病半年多。這段時間，我在家裡幫助母親幹農活，學會了割草、餵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