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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出生，1976年畢業於北京第四十四中，後進入中國人民海軍北海艦隊任衛生員，1980年退伍回京，進入北京醫藥公司藥品批發商店任業務員，1983年辭職靠寫作維生。）但是“改革開放”時代到來之後，他們之中那些中下層官員的子弟感受到了失落。他們不得不更多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市井間謀生，但另一方面又保持著貴族的思維和情感方式，而這也正好是整個北京在1979年之後的文化處境。在毛澤東時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北京頌歌》，內容是歌頌北京作為中國首都的政治地位，“祖國的心臟，團結的象徵，人民的驕傲，勝利的保證”。在鄧小平時代則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故鄉是北京》，內容是歌頌北京的風光，“天壇的明月，北海的風，盧溝橋的獅子，潭柘寺的松”。由政治轉到文化，但仍然強烈地流露出北京的貴族氣。網上有一篇文章這樣談到北京的大院文化： 大院有大院的文化，王朔小說寫的就是大院文化。讀者一般認為那就是北京文化，我想這是不太準確的。真正的北京文化，應該是侯寶林侯躍華他們的文化，也是學舌洋人如大山們的文化，不怎麼痞，帶著點敝帚自珍知足常樂的味道。而王朔的文化，理想主義或反理想主義的，精英的或反精英的，則是北京的移民文化，有很強的優越感，打死不肯跟老北京人為伍。甚至，典型的王朔式的痞子語言，也不是老北京話，一開始的使用範圍僅限於大院內部，只是當大院意識漸漸輻射到全國的時候，才被全國當然主要是“北中國”所接受。 ——李方《北京人》 如果說老舍作品的貴族氣有一種高雅大方的“王氣”的話，那麼王朔作品的貴族氣則有一種咄咄逼人的“霸氣”。老舍作品中的老派北京市民處處與人方便，給人面子，比如《離婚》中的張大哥，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作媒人和反對離婚”。而王朔作品中的新一代市井青年則處處調侃別人，捉弄別人，以揭破別人的面子為樂。王朔論北京文化時說：“北京文化有股張狂氣，見誰滅誰，專撿那大個的滅。”（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在1999年的王朔金庸之爭中，王朔毫不客氣地把擁有最多讀者的金庸作品稱為“四大俗”之一，並且尤其嘲笑金庸是南方人，所以語言不好。在這場主要由普通讀者參與的論爭中，王朔由於自己過於無禮的姿態而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但其實王朔對於金庸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惡意，他只不過是“見誰滅誰，專撿那大個的滅”。他以差不多同樣刻薄的語言攻擊了許多中國的文化名人，從魯迅到老舍到徐志摩，從張藝謀到趙忠祥，甚至到近年才產生較大影響的###、摩羅、孔慶東等。其中只有對魯迅的語言還算收斂一些。王朔對自己不愛看或者看不懂的東西直言不諱地進行攻擊和嘲弄。他說自己“不愛看農村題材，不愛看知識分子內心獨白，不愛看怎麼做生意怎麼搞活一個企業。總而言之，不愛看一個正派人如何過著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這種口氣頗有些橫行無忌的味道，而支援王朔這種“橫行無忌”的姿態的就是北京的貴族氣。在老舍的《駱駝祥子》中有一個痞子式的人物叫劉四，他是市井社會的霸王式的人物，“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的迷迷糊糊的，彷彿一腳登在天堂，一腳登在地獄，只好聽他擺佈。”（第四章）他跟女兒虎妞吵翻了之後，“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說：混了一輩子而沒出過京門，到底算不了英雄”。而大多數北京人即使從來沒出過北京，也可以毫不顧忌地蔑視走遍天下的人。老舍《離婚》中的張大哥最遠只出過北京的永定門，但是他固執地認為“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鄉下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老舍在他著名的散文《想北平》裡也比較過北京與一些世界名城。他說倫敦、巴黎、羅馬等城市跟北京比都有缺點： 論說巴黎的佈置已比倫敦羅馬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