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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則是要防備女真勢力做大，不可再養虎遺患。”
“此大言也，難呀。”蕭汝芳嘆息說道，“朝廷如何做不去說他，建陽以為我輩文人又能做什麼呢？”
王文龍回答說道：“我認為文人所應倡導的方法，我在《民族國家論》之中已經寫明，那就是進一步將遼地歸於中華文明統一之內，以中華文明之主體去吸納遼地的各民族，移風易俗。”
蕭汝芳問道：“遼地民族眾多，風俗不一，用此方法能成功麼？”
王文龍斬釘截鐵的下了論斷：“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遼東地方上用臨近山東華北，極容易受我中華文明影響，最終必然會被同化。”
遼東在宋元以前本來就是漢家故地，只不過經過唐末的變亂，此地的少數民族勢力早就佔了上風，一直到明朝在此遷徙江浙、山東的軍戶充實遼東，此地的風俗才再度進行漢化。
此時遼東人對於本地漢化的成果感覺很憂心，但其實在後世的歷史分析來說，遼東的漢化效果是非常顯著的。
要知道明代戶籍上所記載的遼東軍戶人數也不過幾十萬，遼東人口二三百萬，其中大量都是明朝以前的少數民族，但到如今，遼東大多數百姓都已經有了中華認同，甚至許多小民族又恢復了漢族的認同。
畢竟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太強，只要有一個大一統的文明中心施加影響力，對於東北各民族的吸納和同化是必然結果。
蕭汝芳思索一番，又問：“近日有人以為為了防備建州女真做大，應該加強對女真的隔閡，嚴守邊防，如此就能阻遏女真的發展，建陽以為如何？”
王文龍搖頭說道：“如今對著女真的邊防地帶其實乃是過去奴兒干都司的舊地，此地往西可接連蒙古，往北可通於野人女真，往東南可下朝鮮，這樣四通八達的要地又不是雲貴的大山，社幾個關卡就能將反叛勢力給困死，對於女真，光靠嚴守邊防是定守不住的！”
李成梁撤掉大量邊境防禦堡壘時對朝廷交代的原因就是少數民族勢力做大，漢人和他們交往會助長少數民族的實力，還不如閉關鎖國，而那些邊境堡壘孤立無援，在閉關的情況下應該全部撤去，以防止被對方攻擊。
如果建州女真是大明內地的起義勢力，起義軍身處的地方是被明朝統治範圍包圍的區域，這種嚴密封鎖或許有用，但面對他們四通八達的地理位置，這思路就非常奇葩。
你把邊防撤了，不和對方交流，正好給了努爾哈赤發展壯大的空間，可以讓他從容的收服女真各部，再去從容的打擊整合蒙古勢力。
“撤去邊防實為懶政，雖然能收一時安穩，長期看來卻會讓女真繼續壯大，”王文龍說，“我以為若要解決遼東此時問題，只有分化瓦解，並且增加交流、化民為一這一條路。”
他的一番說法引得蕭汝芳細細思索，可這時蕭汝芳的二兒子蕭伯才卻突然插嘴說道：“建陽公的說法豈非亂了華夷之辯？”
王文龍回答：“我在《民族國家論》之中其實講過，如今的華夷之辯其實是走錯了路子，有能為的朝代並沒有這種思想。”
蕭伯才搖頭說：“那女真人豈是容易同化的？他們根本聽不懂漢話，而且女真人中如今已經開始製做所謂滿文，意思是以後子孫也不要學習漢話。人家不學，你想同化人家，卻又如何做來？”
王文龍笑著說道：“一旦女真人同漢人交往，他們必然學習漢話，若是交往深了，過上幾百年滿文別說有人去讀寫，便是聽、說那滿文，怕是全國也找不出百十個人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