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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敘，我們友誼的一開頭就包含著紅學的因素在內。由於我的緣故，張先生對這個課題的興趣也日益加深起來。事實上，他對我的研究歷程是起過作用的。舉例而言，我與陶心如（洙）先生結識，是由於張先生的中介，而我們三個是在胡適之先生考證紅樓版本之後，廿餘年無人過問的情勢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並促使“庚辰本”出世，得為燕大圖書善本室所妥藏——這又一直引向了日後的古鈔影印與研究的嶄新時期與步調。今日的很多研紅之人，花上幾個錢，便也手此一編，方便無比地發表文章，卻不知早年我們那種締造艱難的經歷。有一年的新正“人日”（初七），張先生興致勃勃地來到東城無量大人衚衕敝寓，探懷摸出一件寶物給我鑑賞——就是舉世聞名的脂硯齋藏硯那件罕有的文物異品。又有一年的重陽節，他來信特將“三六橋本”《石頭記》珍本的訊息與情況寫示於我，因此還各賦《風入松》新詞疊韻唱和……這些往事，歷歷在目。由此可知張先生對紅學研究進展屢有貢獻，只是世人知者不多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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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這還都是展春園時的舊事。那時天天見面，我到先生之廳，視同家人，有時名貴書畫舒捲之事，也要我動手幫忙。但滿案珍寶，沒有主人的話，我嚴守自己的戒條：不妄動一指頭。這是因為當時張先生仍然被視為“凋人”，我去走動，就要避嫌。記得很清楚：《楝亭圖》四大軸，有一回擺在大案上為日甚久。我原非不想一見之人，且渴望已久，但終未觸動，也未啟請一觀——我至今真正目睹的，仍然是數十年前在燕大中文系所見的那一小段！再如，家父自津抵京，曾暫借寓於斯園，居室案上陳有柳如是女史的黃玉鳳硯，紫檀匣上鏤有錢牧齋的篆書銘記。主人並不害怕我們“順手牽羊”，我們臨辭也不請主人檢核器物（因有男僕，每日入室收拾，假使丟了東西，豈不皂白難分……），我們賓主雙方，就是這樣相互信任，超脫世態，全以坦蕩相待。
這種值得追懷的日子，當然是會發生變化的。我離開了燕園入蜀，先生專邀一社，請眾多名家賦詞惜別。別後時寄新句見懷，情見於辭。及返京，先生亦已遷居城內後海南沿。因為路遠，見面就不頻數了。再後來，我目壞，行動需人，於是造訪先生的機會，愈見稀少。所餘者，詞翰詩箋，鱗鴻傳字，種種情事，始終如舊也難悉記。
不知過了多久，先生遭到了一生中最為艱困的時期，他從吉林回京暫避時，也來見訪，當時已非復昔年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