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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王東遷，周王室衰敗，作為周文化的構架和象徵的《周易》和《洪範》的五行漸漸失去其宗教巫術的色彩，筮兆、龜兆漸漸不再作為占卜的徵兆預示天、神的意旨，而是假借了爻卦、五行的形式，對各種社會現象、自然現象，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認識，進行理論上的分析，並作出自己的解釋。例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記載，鄭大夫遊吉直接引用《復卦》上六爻辭批評楚王：&ldo;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rdo;迷復，兇&l;。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兇乎!&ldo;這裡已沒有筮佔的巫術過程，而是將筮辭的含義作了進一步的發展，變成一種具有較為普遍意義的政治原則。《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載史墨直接引用《大壯》的卦象來解釋春秋以來君臣移位的社會現象：&rdo;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大道也&ldo;。《大壯》的卦象成了闡述對社會變化普遍規律一種認識的依據，是一種理性態度對迷信筮佔術的改造。在這裡《周易》的卦象，筮辭已失去原來預示吉凶徵兆的迷信意義，而是一種哲學理性的認識。由於適應了當時因西周傳統影響而形成的&rdo;述而不作&ldo;，&rdo;託古維新&ldo;的社會心態，這種神道設教的方式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說明力，以借用傳統的宗教力量推行教化，維持現象的社會秩序，所謂&rdo;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ldo;。 但是，神道設教的方式本身卻說明瞭《周易》的筮佔和《洪範》的五行已失去了原來的神聖性，不再使人有一種信賴感，而對它採用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如《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子服惠伯提出，&rdo;且夫《易》不可佔驗&ldo;，對《易》占筮兆的可信度產生了懷疑。
又如《左傳。僖公四年》記載：&ldo;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rdo;從筮&l;。&ldo;鄭玄在《禮記。曲禮注》中對此評論曰：&rdo;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策也。&ldo;《左傳。昭公十三年》記載楚靈王卜，&rdo;曰，餘尚得天下&ldo;，結果&rdo;不吉&ldo;。楚靈王見龜卜的結果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咒天罵卜，&rdo;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餘畀，餘必自取之&ldo;。從懷疑到褻瀆、詛咒，可見卜筮的權威性已喪失殆盡。
春秋戰國之際是亂世，群雄並立，一尊觀念淡漠。亂世逼迫統治者、士大夫們現實地看待社會，分析問題，使人們遠離神教信仰。另一方面，朝不保夕，禍福旦暮的動盪亂世使人們在信仰上缺乏專一性。不僅占卜的方式缺乏一種虔誠的態度，而且祈求的物件也雜亂不一。天、帝、各種型別的神靈、先祖等等都可成為祈求膜拜的物件，沒有真正的一神教。這種對神靈信仰的不確定性反映了當時社會理性意識的覺醒，人們的思想開始從盲從、迷信向獨立、懷疑的方向發展。
到了以老子、孔子、墨子為代表的諸子私學思潮興起的時候，理性的態度已是認識傾向的主導。諸子私學在認識活動中開始重經驗、重理性，神道設教已不是主流。他們排除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對人事的干涉，對一些一時不能解釋清楚的現象往往採取疑者付闕的態度。他們更注重原則上是可觀察到的現象和物體，將那些不具有客觀實在性的，不能和其他物體發生相互作用，也不能傳遞任何資訊的各種臆想客體排除在人的認識、分析、研究的領域之外。他們不再在筮兆，卜兆中尋找自己理論和思想的依據，而是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進行理性分析。從龜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