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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的。這個“合適”意味著標準，證據多一點、少一點；證明力度大一點、小一點；或者形式出現變化；種類出現變化；甚至證明方向出現變化等等，都會引起“法律事實”的變化，或者說支撐起來的“法律事實”會不一樣。於是讓“法律事實”發生變化才會成為可能。
這時也許各位看官又會有疑問了：這麼說來，這個“法律事實”似乎具有不確定性，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不同的證據可以構建出不同的“法律事實”？
從司法實踐來看，確實如此。於是證據就顯得至關重要了，但是證據的運用卻不具備隨意性，只有合法、合理、充足的證據才能構建出法律認可的事實。而律師的職責往大了說，是要維護公平正義；往小了說，具體到每一個案件，是要正確運用法律手段讓“社會事實”和“法律事實”無限接近。
以上是個人的一些理解和觀點，管中窺豹，一家之言而已。咱們閒言少敘，書歸正傳。
抓住了這個案件的癥結之後，我再回過頭來看一審時王海東的舉證情況，一審時他申請了法律援助，代理人是個法律服務工作者。
從判決書上來看，一審時這個代理人為王海東組織的證據竟然全是圍繞賠償金額來的，什麼傷殘等級報告、醫療費票據、收入證明等等，只顧著證明應該賠多少，似乎他認為只要是確定了賠償金額，被告方就會主動送錢來了！看得我直搖頭，唉，這些基層的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業務素質真是有待提高了，沒那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美其名曰法律援助，節約了一點點的律師費，損失的卻是一大筆賠償金，這不是害人嗎？
再一看被告方的情況我樂了，被告方分別是包工頭和S單位，各自都有律師代理，而S單位的代理人竟然是瑞子！難怪了，真是一分錢一分貨，這位法律服務工作者哪經得起被告方這倆律師玩兒？
一番詳細論證之後，我基本有信心推翻一審的過錯認定和責任劃分，並把S單位拖出來共同承擔賠償責任。當然這信心並不是因為瑞子是S單位的代理人，但如果瑞子二審繼續代理S單位，那這個事情就更好辦。
心裡打定主意之後，我撥通了瑞子的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