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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恰恰是其唯一的選擇。 在基斯洛夫斯基那裡，選擇的自由只是人性脆弱的結果：人性的脆弱無法為自己的倫理抉擇提供自足的道德支撐，自由倫理不僅是艱難的，而且是欠然的自由。即便具有這既艱難又欠然的選擇自由的人，也無從推開自己的自由選擇的道德承負。 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仍然像基督教的罪的自由那樣背靠著一個完滿的上帝的假定： 罪惡的觀念和我們常稱之為上帝的這種抽象、絕對的權威密不可分。不過，對我而言，還有一種自覺的罪惡和前者的意義相同。通常，它源於我們的懦弱。我們不能抵抗誘惑：貪求更多的錢、逸樂，想擁有某個女人或某個男人，或想掌握更大權勢。……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活在對罪惡的恐懼之中？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它源於基督教的傳統，這個傳統和猶太教的傳統不盡相同。這也是我為什麼提出舊約及新約的上帝。我認為這樣的權威的確存在。有人說過：如果上帝不存在，人類也會創造一個上帝。但我不認為這個世上有絕對的正義這回事，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它。唯一的正義存在於我們心中的那桿秤上，而我們的秤非常微小。我們既卑微又不完美。 基斯洛夫斯基的上帝不像那個古老的猶太——基督教的上帝，他不提供擔保，既不能阻止薄冰不破裂，也不能預知薄冰在什麼時候破裂，他只是摟抱著如履薄冰的生存者。如履薄冰的生存者依靠的不是理性良知和擬人化的神去承負薄冰，而是在如履薄冰的生存中緊緊拉著上帝在與人同苦時向人伸出的手。新神（理性）與舊神（全知、全能的擔保之神）都是“人的規例和教訓的產物”，這些規例和教訓是人想解答生存根據的結果。新神只是對舊神的替代，想要解決生存的穩靠根據。人對生存根據的詢問應該取消，不問“我從何處來”、“去往何處”、“我為何在此”一類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不可回答，而且是無意義的。 但是，基斯洛夫斯基的上帝並不只是摟抱脆弱的個體人，他也用一雙道德的眼睛盯著脆弱的個體人。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倫理是信念式的，相信有一個絕對的道德標準——他稱為舊約的上帝。 這裡，人們可以看到基斯洛夫斯基所謂“艱難的倫理時代”的又一含意： difficile liberte（艱難的自由——列維納用這語詞作為一本書的書名）不僅因為偶在中的自由選擇是脆弱的，而且因為這即便是脆弱的自由選擇也是有道德承負的。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倫理是神義論的自由主義倫理學：他深信有一位舊約式的道德上帝、唯一的正義者，個人必須面對這樣的絕對仲裁者，個人在倫理抉擇時，會感到“唯一的正義存在於我們心中的那桿秤上”。由於人的天性的軟弱，信靠自己心中的“那桿秤”是艱難的，人站在絕對的仲裁者上帝面前稱義是艱難的。 《十誡》中經常出現一個不說話的年輕人，只是用一雙充滿疑慮的眼睛凝視著故 事中的主角。基斯洛夫斯基設計這個空白人物象徵或激發對自由選擇的道德承負： 當他出現時，會引導劇中人去思考他們正在做的事，他是一個思考的源頭。他注視劇中的角色人物，讓他們對自己提出問題。 在倫理自覺的思考中，個人才能找回自己心中的那桿秤。 在這裡，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倫理就與昆德拉的自由倫理區別開來。對於昆德拉來說，自由倫理意味著超逾善惡的區分，拒絕道德的歸罪，在道德的相對世界中自己如爾。 基斯洛夫斯基不僅相信善惡之分，而且是絕對的——有如舊約中的上帝。 我認為能夠提供絕對仲裁的標準的確存在。不過當我說我想到的是上帝時，我指的是舊約，而非新約裡的上帝。舊約裡的上帝是一位要求很多、很殘酷的神。他毫不寬貸，殘忍地要求子民服從他定下的一切規矩；而新約裡的上帝卻是一位蓄著白髯、寬容而善良的老頭子，任何事都得到他的原諒。舊約的上帝賦予我們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