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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3年8月在腰杭讀完戴帽初一之後到張家園子中學插班讀初中二年級的。當時初二有兩個班，我插到二年二班，班主任是田永財老師；二年一班的班主任是張洪財老師。在當時全校8個教學班中，初二兩個教學班學生相對較多，而且為方便周邊農社孩子讀書還招收了一些來自七克吐、小二龍、五家子、報馬臺、茨勒營子的走讀生。兩個班的學額相差無幾，每班大約都在45人左右。我們班的班長是衛仁休；
一班的班長是耿建章。
那一年我剛滿15歲，正處於由少年向青年過度的臨界點。儘管當時入了團，但政治上還如一根“青蔥”很是稚嫩。農場中學成立時間不長，當時還跟小學擠在一起。教師雖是臨時在場內選調的，但多系科班畢業，集中了相當不錯的師資力量。在校生從生源質量上看還是優於附近農村學校的。因為多數農場人的子女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相對優秀群體的孩子。
初到農場中學，有著先天優越感的“坐地炮”是根本瞧不起我這附近農村“外來戶”的。好在二年二班裡有不少都是原來蘇可農場的一幫老同學，如邱元友、衛仁休、王軍、王志國、靳鳳華、許言信、張亞範、崔蒼松、李瑞峰、祝麗、曲淑琴等，還沒讓我感到太過陌生，反到有了到外面走了一圈又重新歸隊的感覺。在二年二班，真正跟我很難融合的其實只有原來場部（一分場）以王永福、楊有文等一小幫人才跟我有些“格楞八生”的。
說起王永福和楊有文這倆“刺兒頭”還真是都挺有城府的。王永福大個子、臉面黢黑、總耷拉著兩隻厚眼皮，說話陰陽怪氣，做人總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由於此人為人陰險、狡黠，樂於背後使絆子，故班級總有很大一部分同學不敢不看他跟楊有文的臉色行事。正如老話所說“人以類聚，物以群分”。楊有文的為人和王永福相似，故他們二人才能成為“鐵桿聯盟”。楊有文和王永福的年齡要比我大2歲，個頭跟王永福一樣高，長個白淨臉胖乎乎的，說話翁聲翁氣，走路多少有點“內八字”。凡屬場部那疙瘩的男女同學膽敢不跟他和王永福一心，他們還真敢在背後使“絆子”。在初二那一年，這“倆主兒”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在暗地裡還當真幹了一系列的齷齪勾當：
——“給我的腳踏車胎頻繁放氣”。初到農場中學上學的頭兩個月，我把所騎的腳踏車都放在學校統一指定的校園一隅。頭兩次一到放學的時候我的腳踏車動不動前後就有一隻車胎沒氣了。開始兩次並沒太在意。可是隨後又接二連三地發生多次類似情況便自然引起了我的警覺。恰在這時，有一天在我吃午飯的時候有位叫馬喜財的同學從我身邊路過時向我拋來一個紙團。我當即低頭在桌堂裡開啟一看上邊寫著“有人故意扎胎放氣”8個字。看了這個字條我被驚得“一拘靈”。心想：難怪這段時間腳踏車總有一個車胎出問題。原來是那幾個“刺頭”見不得一個“外來戶”一來就成了田老師的“香餑餑”，並在班裡各方面都壓過了他們一頭。當時在一分場的確形成了以王永福為核心的“刑釋就業子女幫”。這一群體由於長期在政治上受到打壓，故內心世界一直不夠陽光，似乎天生對社會就帶有一種憤世疾俗的仇視。受此影響，他們往往把像我和來自周邊農社的一些同學自然就當成了發洩物件。在對待王永福和楊有文的問題上，我沒有“以牙還牙”，而是佯裝不知。但卻把腳踏車改放到了離學校不遠的馬喜財同學家。打這以後我把馬喜財當成了自己的“心腹密友”，涉及班中之事總願聽聽他的意見。馬喜財同學外貌奇醜無比，厚厚的眼皮，兩隻眼睛小得好像永遠都不會睜開似的。他聰明、為人低調，以學業優異見長。我看好此人的是他的善良、真誠、疾惡如仇。他父親馬青山也是在農場修配廠刑滿就業的一位“大技工”。當時我班以王永福為首的“刑釋子女群”主要包括：王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