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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負責監管董事會的決議。董事們和政府部長們都迫切需要贏利——鴉片專賣對維持印度財政體系至關重要。赫斯廷斯的總督繼任者康沃利斯侯爵（1738—1805）發現孟加拉的罌粟種植戶受剝削太重，他們只能是被迫維持種植。他提議終止國家壟斷，以保護農民不受壓迫，但這一提議遭到了英國首相威廉姆？皮特（1759—1806）的否決。他指出，東印度公司的昌盛依賴對中國的貿易。皮特擔心用於支付中國茶葉的銀條數量（造成貿易逆差），因而維持了現狀。1793年英法戰爭爆發後，對英國白銀儲備減少的焦慮更加強烈。
中國人的鴉片消費在18世紀逐漸從馬達克（madak）轉向毒性更強的纏毒（chandu），嗎啡含量更高。到了18世紀90年代，鴉片癮從南部沿海省份向北、向西蔓延，成為富有年輕人的時尚，後來成了年輕官吏和政府官員的嗜好。應對這些趨勢，1799年官方宣佈，全中國境內禁止進口、使用鴉片，並禁止種植罌粟。“天朝帝國”宣佈了一項針對外國人的法令：不禁止爾等在自己的國家制造、食用鴉片，並推廣。但是，鴉片流到本國內地，流浪漢偷偷購買和食用鴉片，不停陷入最愚蠢的醉態……對人的行為和思維是一種傷害。”然而鴉片進口仍然保持上升勢頭，並迅速成為19世紀國際性問題。
再回到英國，1742年查爾斯？阿爾斯通（1683—1760）《論鴉片》（A Dissertation on Opium）的出版推進了藥理學研究。阿爾斯通是愛丁堡大學藥用植物和藥材學教授。他的研究預示著在未來半個世紀裡，人們將從事三個方向的研究：確定鴉片的機理；研究鴉片對心臟活動和血液迴圈的作用；尋求有效的鴉片藥方。阿爾斯通推翻了原有的鴉片稀釋血液的傳統理論，指出它不作用於大腦，或者血液，而是作用於神經。他的理論似乎被現代試驗結果所證實。但是在19世紀，人們認為，鴉片透過血液迴圈吸收和傳遞。蘇格蘭醫生約翰？布朗（1735—1788）甚至比阿爾斯通還更有影響力。他的《基礎醫學》（Elementa Medicinae，1780）中的純正拉丁文體，確實使他在國外擁有熱心的讀者，尤其在義大利和德國。他的書被譯成英文，在費城出版，哥本哈根、米蘭和其他地方也有出版；法文字使拿破崙？波拿巴接受了所謂的布朗醫藥體系。他的高招是將大部分疾病與體虛聯絡起來，正確之處是指責許多流行的、低劣的醫藥技術是錯誤的。在《基礎醫學》裡，布朗稱讚鴉片是最強的、最好的興奮劑。他在愛丁堡教他的學生，並發表文章說：鴉片酊使病人提高興奮度，達到他認為生命需要的程度（他自己有痛風症，他把此症歸咎於體虛——即生命活力減少的意思——他用鴉片進行治療）。他的追隨者提煉鴉片，試圖提高體虛病人的活力。布朗和他的追隨者輕率的鴉片處方造成了大量西頓海姆警告的“異常事故”：許多病人上了癮，一些布朗分子自己用藥毀了自己。
與阿爾斯通和布朗相反，喬治？楊醫生（1697—1757）在1753年的《論鴉片》（Treatise on Opium）一文中指出：鴉片的有益作用在於它的安眠性。”楊體弱多病。他大量服用鴉片治病，習慣在睡覺時服用20滴鴉片酊作為止咳劑。他把身體狀況的改善歸功於晚上睡眠好，但是人們懷疑他咳嗽之患是他給自己開鴉片的一個藉口。“我的咳嗽似乎常常一到早上就好，是我頭天晚上吃鴉片治好的；但到了下午，鴉片的勁一過就又咳嗽了：然而只有鴉片能治。”楊遺憾的是，“鴉片已經到了每一個冒牌醫生的手中，每天都有人開，不僅是慈悲善意的女醫生開，甚至非正規、愚昧不堪的護士也開。”這很危險，因為，正如他警告的那樣：“鴉片是一種毒藥，每天毀掉大量的人，不是由突然致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