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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師傅開著牌照為鄂A—T××53的計程車，經常在××大學校門前“趴活兒”，他說大學生賣淫現象“不足為奇，武漢的多數大學都有”。胡師傅告訴記者，常常有女生打他的車前往賓館。時間長了，胡師傅也掌握了規律，“他們一般由同學或熟人介紹，生人不太好找”。在得知了記者的身份後，胡師傅擔憂地說：“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怎麼能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呢，政府是該好好管一管了。”
民院路是武漢市武昌區高校相對集中的地方，4月15日晚上，記者來到這裡暗訪。一位計程車司機聽出了記者的外地口音，就熱情介紹記者“去大學旁邊的酒吧裡坐一坐，那裡有好玩的”。這位司機最後直截了當地說：“到武漢找小姐，不如找學生妹，既有文化、又年輕，還不會有病，現在因為做這一行的學生多了，價格也下來了，比起賓館裡的小姐，學生只是半價。”
就在司機侃談之中，記者透過車窗看到，路邊一家酒吧裡走出一男一女，男的估計已經超過50歲，女的大約20歲，揹著個雙肩包。女的緊緊依偎著男的，一輛計程車停下，兩人絕塵而去。
司機告訴記者，學生妹已經成為武漢色情業的一大特色，熟悉情況的人來了武漢，肯定直奔大學周圍的酒吧、迪廳。
武漢××學院一位女生告訴記者，除了價格低之外，高校學生賣淫還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多數人有自己的場所。和嫖客勾搭上之後，女生一般會將他帶到自己租住的房間，這樣既省了賓館的開房費，又不容易被警察發現。
按照這位女生的指點，記者在分別位於友誼大道、八一路、民院路、珞喻路的7所高校周邊地區，找到了成片的民房出租區。這位女生告訴記者，那些平房或者小樓房的價格不貴，每間月租在100300元之間，很多男女之間的交易，就是在這些地方完成的。
二、賣淫，並不只是因為窮
趙出身某省會城市，父母都是高階知識分子，用趙自己的話說，走上賣淫的道路“純屬偶然”。
1999年下半年，趙從外地考入武漢某重點高校，“當時我17歲，最大的感覺就是孤獨。”入校不到兩個月，趙在去東湖公園玩的時候認識了一位房地產公司的老闆。那位老闆的年輕英俊和善解人意，馬上攫住了趙的心。就在當天晚上，趙將自己的貞操給了那位老闆。
趙告訴記者，她上床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好玩，但事後卻得到了老闆給的5000元錢。趙說：“那一刻我突然發現，原來身體是可以用來掙錢的，並且掙得還不少。”
接下來的事情便順理成章，趙在那位老闆的介紹下，開始結識各式各樣的有錢人。每次玩，不僅解決了孤單的問題，又不要自己掏錢，還可以得到一筆收入。
此後的趙開始頻繁出入武漢高校周邊地區的酒吧、迪廳、賓館。“如果我勤快一點，現在每天出去3回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條件，人家也喜歡。”趙坦率地告訴記者，她現在每個月的收入能夠達到2萬。“雖然收入高，但這畢竟不是正式職業。臨近畢業，你開始找工作了嗎？”記者問道。
對記者的這個問題，趙似乎不屑一顧，她反問般說：“我如果找到一份固定職業，收入滿打滿算就是3000…5000之間，不僅不自由，還很辛苦。5000和2萬，不自由和逍遙自在，你說我會選擇哪樣呢？”
對記者問題中的“正式職業”一說，趙似乎有些反感：“誰說這不是正式職業啊，只不過政府不承認而已。”
趙在言語中一直迴避賣淫這個詞彙，改而用“從事這一行”代替。她說，在她所知道的從事這一行的同學中，其實原因很複雜。
有的因為經濟困難，一開始從事“陪聊”服務，但如果純陪聊，掙的錢少，卻很辛苦。一個陪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