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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迫於形勢的需要早已完成了這一轉變。直到東西德簽署基本條約之前，西方世界拒絕給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承認。我們反正也不具備利用使館蒐集情報的條件，因而主要依賴非法渠道（連這個詞都是從昔日老布林什維克的詞彙表裡搬來的）。安德羅波夫仔細研究了我們的做法後得出結論，今後需要減少躲在駐外機構的安全島裡從事諜報活動的人員，改派更多的非法人員打入敵國，獨立開展工作。他還深人地研究了東德諜報機構的發展過程，要我準備一份詳細的材料，舉例介紹一下我向國外派遣間諜的做法。我不勝榮幸，欣然從命。

我們與蘇聯人從不交換自己間諜的名字。早在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諜報工作的第一要則：工作需要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做出這種合理限制是為了防止有人叛變時，各部門之間互相推倭指責。

安德羅波夫樂於聽取來自克格勃以外的情報，因而對蘇聯駐外使館內外交官與諜報官員之間的矛盾瞭解甚深。克格勃有時不把駐外機構放在眼裡。為此，許多館內大使和克格勃頭子搞得很僵。加上克格勃倚仗充足的經費，財大氣粗，雙方的關係更加緊張。克格勃人員每人都有一部小汽車，而使館只有高階外交官才有自己的車子。其他外交官只能乘使館提供的班車。克格勃人員伙食費的報銷標準也高於職業外交官。這些待遇上的差別不僅引起外交官的反感，而且還使外國反諜報機構易於辨認出披著外交立外衣的克格勃人員。

至於安德羅波夫在政治上的影響，戈巴契夫日後據為己有的許多改革思想實則出自安德羅波夫。他認識到，蘇聯經濟遠遠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之一是，蘇聯實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權，而且軍工部門和民用部門彼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私人公司可以利用政府對軍工聯合企業的巨額投資順利開發先進的民用高技術，如噴氣式客機和電腦。而蘇聯國內一切嚴格保密的做法嚴重地阻礙了民用部門的發展。與蘇聯軍事部門打過交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部長們在這方面有切膚之感。我向安德羅波夫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回答說，目前正打算落實這一想法。為此，已成立了數個由軍事和文職人員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專門負責比較研究兩個不同經濟體制的利弊。安德羅波夫把諜報工作視為汲取西方好的經驗，從而改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手段。他願意研究他國做法的開放思想與周圍環境的死氣沉沉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於匈牙利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內的某些人士所鼓吹的以社會民主為標誌的&ldo;第三條路&rdo;，安德羅波夫也在思考其可行性。即使在鎮壓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期間，他在私下場合仍與人討論匈牙利在政治多元化方面搞的試驗以及經濟自由化的思想。

我常常想，假如安德羅波夫在總書記的位置上能呆上10年，而不是病魔纏身的短短几年，他會做些什麼。毫無疑問，他不會走戈巴契夫的路。安德羅波夫生前曾希望能夠摸索出一條路子，把社會化的財產置於市場經濟之下，並推行政治上的改革。無疑，改革的步子會邁得更穩健。

在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中，安德羅波夫從未像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或是繼任人契爾年科那樣盛氣凌人。科切馬索夫回憶道，他被任命為駐東德大使後，安德羅波夫囑咐他說：&ldo;我們需要一位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新大使，不是一位殖民總督。&rdo;至於蘇聯擺脫了昔日俄羅斯帝國頤指氣使的習氣後是否會走向社會主義制度成功的改革，這個問題仍有待探討。

也許我在這裡談到的有關安德羅波夫的片斷有助於消除西方人士對他懷有的困惑。一方面，他被描繪成不露聲色的開明人士，甚至還是爵士音樂的愛好者；另一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難以把這種看法與他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的強硬態度聯在一起。這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