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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比幹得漂亮極了。她使我們準確掌握了西方對整個東方陣營的瞭解程度以及所做的評價。80年代對付日益強大的團結工會時，這方面的情況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加比有一雙敏銳的眼睛，知道我們會對什麼材料感興趣。她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分析員。她常常在博覽西德有關東方陣營和蘇聯的政治和經濟的機密材料之後，把我們可能感興趣的東西整理成要點。

需要原件的時候，她就用微型相機偷偷拍攝下來，藏在假的洗滌劑瓶內。一開始，我們指示她把膠片藏在慕尼黑開往東德的火車上的廁所水箱裡。後來覺得這種辦法風險太大，且無法全部送出她提供的大量情報。於是改為派一名女聯絡員在慕尼黑的一個游泳池與她接頭，兩人利用改換房間的機會遞送情報。我們事先從東柏林透過發報用暗語告知加比具體房間號碼。

與我們多年合作之後，加比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了極大的成就感。同時，她還繼續利用節假日與卡爾利施克約會。對這對成績卓著的相思鳥我們極為慷慨，送他們去阿爾卑斯山或地中海岸度假。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她對當初引她下水的卡爾利施克熱情降溫。我想，她一直沒跟相貌平平的卡爾利施克斷交的原因恐怕是同他保持關係仍給她帶來快感。她是一個個性極強的女人，不願循規蹈矩，在西德找個丈夫結婚生子。

此外，她還背負著另一個精神負擔。她的嫂子收養了一個嚴重殘疾兒。後來夫婦倆的經濟條件實在難以支援。加比不忍心看這孩子再被送回殘疾院，於是不顧自己異常繁忙的工作，承擔起撫養的責任。因為擔心自己有一天東窗事發，孩子無人照看，她陷入極端苦悶之中，幾次流露出想洗手不乾的想法。

我決心不惜一切留住她。1975年，我破例親自到南斯拉夫和她見面。開始，氣氛有些緊張。因為迄今為止，西德沒有登過我的任何照片，我在她眼裡不過是陌生的東德情報機構頭子。不過，她很快恢復了平靜，和我熱烈地討論起東方政策和東德的國內形勢。她對東德的看法非常現實，不存任何幻想成分。我詢問了她個人的情況，當然是指她在研究所的工作。卡爾利施克當時也在場。我們還討論了她如何在聯邦情報局內爭取晉升的機會。我向她保證，在我的部門裡她的身份絕對保密。她可以得到我的全力協助。以後，我們又在其他地方會面，如位於南斯拉夫達爾馬提亞海邊的斯普利特的一幢漂亮房子裡。這兒是我們在西德的間諜休假的地方，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來這兒同樣沒什麼風險。

面對西德輿論對我個人的惡意攻擊以及要把我方間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恫嚇，她反而不再動搖。隨著歲月的流逝，她在意識形態上的信仰越加堅定。和眾多經歷過1968年抗議運動的西德青年一樣，她堅信西德沒有真正反省納粹的歷史。一次，她寄給我一本介紹紐倫堡的書。納粹曾在紐倫堡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遊行。戰後，戰勝國在這裡以戰爭罪審判納粹戰犯。她在書的扉頁上寫道：&ldo;舊秩序仍然隱藏在新秩序的後面。紐倫堡審判30年後，必須繼續為爭取新社會而鬥爭。&rdo;

最初與卡爾利施克相識的興奮過去之後，加比是否還真的愛著他，無人知曉。但我確知，她對我們的情報部門產生了感情。與我們的合作對她來說有一種浪漫色彩，給她帶來感情和事業上的滿足。聽上去有點怪，其實不然。一個情報機構對一個出色間諜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可以起到談情說愛的作用。對加比來說，這種體貼關懷尤其重要。我們注意隔段時間就請她來東德，以獎勵她的出色成績。這樣的會面給她一種感情上的寄託，每次都非常愉快。

加比與我們的兩位高階官員關係甚篤。他們像父親一樣關懷著她。其中一位去世後，她請人代她向他在東德鄉村的墓地獻了花。至於她和我的關係不太容易說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