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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剛想出對付我方滲透的辦法，我們又有了新的對策。這是一場扣人心絃的較量。例如，我方的一個有利條件是，我們的人可以冒充死於德勒斯登大轟炸的人。可誰也無法擔保一位死裡逃生的倖存者哪天不會突然出現，戳穿我方間諜的假身份。隨著西德反諜報機構逐漸擴大電腦聯網並改進其功能，這種現象越來越頻繁。最終我們放棄了這種冒險的做法。

與此同時，我還要窮於應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統一檔案的人。我的頂頭上司，國家安全部部長米爾克千方百計想從我這裡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間諜情況的綜合材料，但被我一口拒絕了。這場拉鋸戰一直持續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驕傲地說，在我任職期間，整個情報局內沒有一份關於所有間諜的材料。我嚴禁用卡片索引或電腦光碟儲存所有情報活動的細節，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式。只有掌握了3到5個關鍵細節後，才能確定一個間諜的身份。每一個細節都需要在完全不瞭解其他細節的情況下單獨核實。我們的確建立了數十萬人的檔案卡片，其中包括許多酉德人。他們中有聯邦議會議員，企業巨頭，盟軍管制委員會的成員等等。每個處還儲存有我方人員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過60到100人，包括間諜、信使、耳目等。每張卡片上記有化名、地址、工作範圍和檔案號碼。這個號碼是指裝有某個間諜詳盡材料的全套檔案。每個處的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階軍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閱檔案都必須向這個保管人說明理由。戰時或局勢高度緊張時，保管卡片的軍官負責把有關間諜的檔案從國家安全部轉移到臨時的總指揮部內。

任何未經獲準查閱這些卡片和檔案的人為核對一個間諜的真實身份必須要在浩瀚的檔案堆裡查詢。為了把一個間諜的化名與真名對上號如此明目張膽地查閱檔案必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倘若這些分散存放的檔案都輸入電腦光碟裡，查詢起來就會輕而易舉，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辦法雖然麻煩點兒，可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一批最重要的間諜的名字早已印在我和其他高階官員的腦海里。自從我當初使用蜘蛛網模式理清戰後德國現存的間諜網之間的關係後，每遇到新的間諜，只需記住名字即可，很少有時候會記不清一位間諜的真實身份或任務是什麼。檔案分散保管因此加強了我們的安全。遇到內部有人叛變時，叛逃的官員掌握的情況無非是他親自經手的案子，外加從同事那兒聽到的小道訊息。平時我們嚴厲告誡部下聊天時不要涉及自己的工作。可在一個大機關裡這種事終歸難免。

50年代，我們爭取到許多出身貴族家庭的西德人為我們做事。他們中間，有些人為德國貴族階層未能阻止希特勒上臺感到內疚，想贖自己的罪。有些人戰後感到失落。新的聯邦德國甚至禁止他們沿用世襲的封號。許多人對阿登納採取的反德親美的立場深感不滿。他們仍渴望參與國家事務。不少人似乎把與我們的合作視為某種秘密外交活動。我認識的人裡，沒有一個覺得自己是叛徒。

然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卻被馬克斯&iddot;海姆出賣。海姆是情報局二處負責蒐集西德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情報的科長。柏林圍牆修建前兩年，他叛逃到西德，和盤供出我方掌握的有關波恩政府內各黨派的情況，並協助西德反諜報機構破獲了我們的幾個間諜。

馮&iddot;漢施泰因即其中一個。他曾利用自己在西德的顯赫地位同各方面重要人士建立了聯絡。他的爺爺和爸爸均是著名的學者和作家。漢施泰因最初也想像前輩一樣，當一個有紳士風度的學者。二次大戰前，他靠寫歷史小說為生，小有名氣。戰爭期間，他拒絕應徵入伍，躲藏了起來，最後被蘇聯人俘虜。在俘虜營裡，他轉而信仰共產主義。以後他在德勒斯登定居，為共產主義事業勤勤懇懇工作。馮&idd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