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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們召回了在海外的間諜。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也受到&ldo;別墅式的軟禁&rdo;和嚴厲的盤問。人們常好奇地問，我們對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麼手段。當時主要對他們施加心理壓力。這批人一向因為自己屬於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組成的集體感到自我的價值和自豪。一旦突然不再對他們表示信任，他們的心理馬上受到極大的壓力，根本無需威脅或是正式逮捕他們。只需把他們當做嫌疑犯加以審問，根據他們的回答就足以使我們確認他們是清白的，而不是什麼雙重間諜。當然，他們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釋放前，他們曾受到警告，不得把這一切說出去。所有的人都對此守口如瓶。

他們中有些人曾在反對納粹的鬥爭中表現英勇。有一個人甚至當年和我父親一起關在法國的集中營裡。一連幾周，他被軟禁在房間裡，問題弄清後才被釋放。有的人領到了退休金，有的則被分配到各省份從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報告後，我們為大多數從西德撤回的同志恢復了名譽，並授予了獎章。布魯諾&iddot;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法國抵抗組織並肩作戰。撤回東德後，他被發落到馬克思城的一家工廠當普通辦事員。以後他曾任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副總檢察長。他指責我解散德共情報網的做法與史達林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式的殘酷手法如出一轍。事實並非如此。日後他聽說了像默庫爾這樣的雙重間諜案子後，終於理解了我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雖然怨氣未消。

少數幾名&ldo;予以保留&rdo;的間諜沒有被撤回，以後又重新啟用了他們，但我們把他們與新的情報網嚴格區分開來。為什麼要留下這幾個人呢？原因很簡單，我們發現敵人滲透的程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麼嚴重。西德的情報人員並不比我們多什麼絕招。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195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的通知，去位於東柏林繁華市中心的中央委員會大樓見他。在入口處，我領到一張通行證。衛兵仔細檢查了這張通行證和我的身份證。當年黨中央總部大樓裡並沒有搞得戒備森嚴。大樓看上去也不大起眼。以後中央委員會總部搬到韋爾德舍爾廣場後情況就不同了。不過即使在當時，人們已經開始感覺到一個特權階層正在形成。這一階層最終完全脫離了人民。

我來到烏布利希的外間辦公室。他正在開會，但很快就出來了。衣冠楚楚，蓄著兩撇向上翹的小鬍子的烏布利希把我領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親密的同事洛特的辦公室。我和洛特很熟，當年我倆在莫斯科的&ldo;德國人民廣播電臺&rdo;共事過。她熱情地跟我打招呼。烏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後把妻子支開。他以前見過我幾次，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題。他的一貫作風是談吐簡潔務實，而且從不直視對方眼睛。

烏布利希面無表情地告訴我，外國情報局成立以來一直任局長的阿克曼因為健康方面的原因請求辭職。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職並非身體不佳，而是烏布利希不喜歡他提出的走一條不同於蘇聯模式的&ldo;德國社會主義道路&rdo;的觀點。阿克曼因一段婚外情被烏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辭職。50年代的東德好似清教徒社會，婚外戀屬大逆不道。

&ldo;我們認為，你應當接管情報局，&rdo;烏布利希說。這個&ldo;我們&rdo;來頭不小。確切地說，它是指中央領導人。他既沒問我是否覺得自己能夠勝任，也沒徵求我對此事的意見。我毫無精神準備。當時我年僅20多歲，在黨內地位並不高。我問烏布利希，外國情報局歸黨內哪位領導人負責。他讓我直接向他匯報。

不到一刻鐘，我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