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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宣傳的建設一個人道主義的和熱愛和平的社會與現實的矛盾，我怎麼竟然會絲毫沒有察覺？我想那是因為我在蘇聯成長的經歷使我成了半個俄國人，感情上同情俄國人渴望對無惡不作的德國復仇的願望。我以為，局勢恢復平靜後，報復情緒會逐漸消失，從而在德俄之間建立一種誰也不謀求壓倒對方的新關係。

回到德國後沒幾天，烏布利希-一接見了我們，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各自在蘇聯佔領區內的工作職責。我被分配到柏林廣播電臺當編輯。廣播電臺設在英國佔領區內的一棟大樓裡，這裡曾是戈培爾主持的帝國廣播電臺所在地，現在掌握在蘇聯人手裡。開始我不想聽從烏布利希的分配，因為我是學工程學出身，對宣傳鼓動那一套所知甚少，雖然小時候在抵抗納粹運動中曾接觸過宣傳工作。我問烏布利希，什麼時候能讓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學的學業。他不客氣地說：&ldo;讓你幹啥就幹啥。現在不是考慮造飛機的時候。&rdo;剛開始時心裡一點兒沒底兒，幹起來後卻發現對外採訪和撰寫外事評論其實極有意思（我的筆名是麥可&iddot;託姆斯）。我們的廣播電臺位於遠離蘇佔區的英佔區，因而成了剛剛揭開帷幕的冷戰中的一個前哨陣地。遠離位於東柏林的黨的總部意味著我們可以相對獨立地工作。不錯，我手上是有一份烏布利希在莫斯科時寫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小冊子，裡面強調了共同反對法西斯的任務。可當初除了這本小冊子外，我再無其他的政治檔案。

我經常見到烏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個叫&ldo;民主論壇&rdo;的節目裡，烏布利希代表統一社會黨（實際上是共產黨，1946年在蘇佔區由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而成）講了話。他尖厲的嗓音和濃重的薩克森口音嚴重地影響了播音效果。我當時完全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建議烏布利希以後讓播音員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練練發音。他聽後，臉上一紅，面露不悅。我初出茅廬就犯如此大錯，以後居然能在東德平步青雲，實在出人意料。為了把節目辦得更活潑引人，我們開設了聽眾問答專題，回答聽眾對當時一些忌諱問題的提問。比如，蘇聯關押的幾十萬德軍戰俘的命運如何？對納粹下級官員是如何處理的？沿奧德一尼河劃分的縮短了的德國新邊界是怎麼回事？奇怪的是，電臺裡負責監審節目的蘇聯軍官並未禁止這類話題。麻煩的倒是如何對付他們要求沒完沒了地播放枯燥無味的講話的指示。其中一篇是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的一次冗長的發言。 這次講話成為莫斯科與西方盟國關係惡化的先兆。由於這類乏味的節目，許多聽眾改聽美佔區內新成立的美戰區廣播電臺。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止於此。比如，不能如實報導德國老百姓與蘇聯佔領軍之間的關係，或蘇聯紅軍在進軍柏林途中肆意的強姦和搶掠。對戰敗的德國人的野蠻報復行為在德國，尤其在東普魯土地區已屬公開的秘密。我們和所有德國人一樣為此感到震驚！我們覺得，德蘇兩國人民之間實現和解的惟一辦法就是揭露所有戰爭罪行。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我們的想法大為光火，因為蘇聯紅軍中一些官兵的惡劣行為已使我們更難贏得民眾的支援。我們只能把這些想法咽進肚子裡。一些較有涵養的蘇聯軍官私下也說，根本就不該容許這類暴行發生。納粹曾用&ldo;俄國人&rdo;這個詞煽動起原始的民族仇恨，如今，許多老百姓一聽到這三個字又一次渾身發抖。

身為德國共產黨人，我們沒有像我們應該做的那樣，對這類暴行提出抗議。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德國入侵蘇聯時曾經大肆燒殺搶掠。作為一個德國人，對紅軍後來在德國的暴行進行譴責就似乎有點理不直氣不壯了。況且，我們當中一些人當年被迫逃離希特勒魔爪下的德國。他們對甘當第三帝國走狗的本國同胞仍不無憎恨。第二，意識形態矇蔽了我們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