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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押送員來了，對著門外的監控攝像機揮了揮手，監倉鐵門“哐”的一聲徐徐開啟。我和另外兩個犯人排好隊，雙手做投降狀舉過頭頂，背對著押運員站立，由他逐個搜身完畢，方才指示第二道監倉鐵門開啟，接著我們進入監獄大樓的走廊。
監獄就是犯人的世界，這監獄大樓走廊相當於大馬路。用獄卒的話來說，我們犯人上這大馬路必須得乘坐押運員這輛“Taxi”才行。監獄嚴禁犯人單獨在這樣的大馬路上行走。
於是，我們一行三人乘著押運員這輛“計程車”，行走在監獄大樓的走廊。我們一字排開，靠牆右側行走，押運員殿後，靠牆左側行走。我們走到樓梯門口停住，等候押運員去押運同一樓層其他監倉的犯人匯合在一起，然後押運員開啟樓道門，我們魚貫進樓道，下樓梯，到下一層樓道出口等候押運員開門。樓道門開啟後，我們進入另一條大馬路，通向監獄的各個功能區。我們由押運員送往各自的功能區，包括教室、醫務室、會客室、廚房等。一路上，犯人的任何舉動都在監視鏡頭之下，任何門的開啟都須經由獄卒開啟。在監視器無處不在之中，在獄卒如影隨形的盯著你後腦勺之中，每個犯人機械地來到自己的目的地。
我走進教室，向沃特女士露出燦爛的笑臉，主動在她的課表上簽了兩節課的名字，接著走到檔案櫃，拿出我的光碟資料夾，再到一臺開啟的電腦前，熟練地插入光碟，移動滑鼠，開啟檔案。然後我戴上老花鏡，將筆記本攤開，拿出筆，裝模作樣研究起自己的案卷來。
正是在沃特女士的教室之中，我產生了寫作《獄中一日》的動機。在教室，犯人只能用電腦閱讀自己的案卷，不能上網，不能用電腦寫和列印任何檔案。剛開始用教室電腦的時候，我的新鮮感在幾分鐘之內化為泡影，這久違的鍵盤和螢幕明白無誤地告訴我，我的雙手雙腳已經被捆住，連嘴巴也不能說話，只能兩眼看著檢察官與FBI變戲法似地安排證據與證人，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起訴你、指控你，竭盡所能地挖你的老底。而我有的只是一堆白紙和幾隻鉛筆，還有永遠在監控之中的信件、電話、探訪以及每小時動輒數百到近千美元收費的律師們。
常常在教室閱讀案卷的無奈之中，我抽空寫下我的獄中隨感。我這用慣電腦鍵盤的手面對電腦，卻不再使用鍵盤，而是隻用滑鼠翻閱光碟中的檔案。於是，我左手握滑鼠做樣子，右手拿鉛筆開始在筆記本中寫中文。
入獄以來，我只有在上小學時用過的鉛筆又成了我在監獄中的隨身物品。重新恢復手寫漢字之後，最大的問題是許多漢字寫不來了。我一直習慣在電腦上用拼音輸入漢字的，結果換成手寫之後生疏了許多。最後託秘書郵購了一本《新華字典》過來才解決問題。
對於我來說，有書讀，特別是有好書讀，有筆有紙可以寫字，這就是我最大的自由。在檢察官和FBI們運用全球最強大的國家權力對我網羅罪名的時候，我的筆和我的書常將我的思緒帶出了囚室和教室，帶出了懷特監獄，飄向了遙遠的地方。
今天的教室是一樣的安靜。墨西哥犯人比爾正在輪椅上學英語，我見過他好幾次了，氣色一次比一次好，似乎坐牢對他來說無異於療養，併兼免費的學英語。坐我旁邊的同一個監倉的犯人Q，正在全神貫注地看自己的案卷，螢幕上赫然出現手槍和車禍的照片。附近其他的犯人同學則戴著耳機在聽FBI監聽他們的電話錄音，有的犯人邊聽邊笑出了聲音，一定是以前的某些對話勾起他的什麼往事了。沃特女士在不遠處的一張圓桌前給幾個文盲犯人講美國曆史，同時也在一隻眼盯著我們的這些用電腦的犯人。
下午3點15分 探視
“Wu； you got a visit； non…contact。”獄卒開門來喊道，告訴我有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