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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特權的主人充滿很多變數。中國皇帝可以慢慢控制圍攏在他身邊計程車族，但西方中世紀的帝王卻無法控制分散在各個角落，擁有獨立權力的貴族。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中西方的區別，那就是：西方的貴族是以地方上的權力為基礎贏得在宮廷發言的權力，而中國的貴族是因為在宮廷贏得了說話的權力才擁有了在地方上的種種特權。這種局面是貴族勢力在和中央集權的長期爭鬥中形成的。中國的貴族政權本質上是中央集權的一種變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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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房春事二首（其一）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
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這是唐代詩人岑參的一篇懷古之作。詩人在詩中著力描寫了梁園的蕭條。梁園是西漢貴族梁孝王劉武所建，到唐代時已破敗不堪，建築物的破敗透視著世事的悲歡和無奈。
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是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一篇懷古名詩。詩中所提及的朱雀橋是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橋，烏衣巷位於今南京市秦淮河南。而詩中的王、謝正是東晉王朝士族大家的代表人物王導、謝安。朱雀橋和烏衣巷一帶曾是東晉貴族們執掌朝政、飲酒作樂的地方，如今（唐代）卻長滿了野草。詩人用野草和夕陽渲染了衰敗的氛圍，而昔時王謝堂前的燕子飛進了尋常百姓家又透視著世事的無常。
岑參和劉禹錫的詩實際上畫出的是兩幅貴族階層的衰敗圖。比他們倆描繪更為詳細的是清代的曹雪芹。曹雪芹用十年時間寫成的《紅樓夢》，準確逼真地勾畫出了貴族盛衰的全過程。
曹雪芹反映的雖然是清末社會的現實，折射出的卻是上千年封建貴族們的真實生活。這個階層既不經商，也不生產，完全靠佔有田產和依靠政治特權行賄受賄、包攬訴訟來榨取利潤。他們要麼是皇親國戚，要麼是公侯王孫。靠著特權他們草菅人命、胡作非為，彼此之間勾心鬥角縱慾*，攀富比闊。
晉朝時期成了中國歷史上階層隔閡最大的時代，已經非常接近印度的種姓制度。
其實《紅樓夢》中描寫的境況非清末獨有，魏晉南北朝時的實際情況比之有過之而無不及。
《紅樓夢》中有“四大家族”，然而，把持晉朝政權的是一個遠比“四大家族”更為廣闊的貴族群體。這個群體對外按嚴格的等級制把自己和庶族區別開來。在貴族群內部則嚴格按門第和血統來確定官位。晉朝時期成了中國歷史上階層隔閡最大的時代，已經非常接近印度的種姓制度。他們把寒族役門當作“人渣”看待，即使在士族內部，他們自己也要劃分三六九等。這些士族會千方百計的找出一切理由做驕傲的資本，任何細微的差別都不會放過。比如，西晉滅亡後，士族們紛紛渡過長江，到南方避難。那些先到計程車族就擺出先知先覺的老資格嘴臉，瞧不起後到計程車族。他們成了貴族中的貴族，為此還特地修訂《百家譜》（指先渡江的一百個士族名冊）作紀念。那些晚來計程車族被打入另冊，見了他們就得矮三分。百家之中，仍然要按祖上的地位來確定彼此地位的高低，發達早計程車族仍然會對發達晚計程車族表示蔑視。
第二章：貴族時代（12）
《紅樓夢》中賈寶玉最終被迫娶了薛寶釵，除了薛、林二人的身體健康和家庭財富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薛家是一個世家大族，雖然破敗，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而林黛玉的父親只是一個逝去了的中級官吏，無甚門第，更無社會影響力。
在晉朝，門第觀念在婚姻中更是有明確的規定。士族統治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統論上的等級制，他們的婚姻自然也被這種等級制所操控。士族和寒門之間的通婚，被認為是大逆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