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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
裁軍與統帥權侵犯問題
在1921~1922年間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日本“根據正義人道的精神,一味希望確立世界和平”,最終停止了10年來的主力艦建造,並簽署了內容為把保有主力艦的總噸位比率定為美、英、日、法、意按5∶5∶3∶∶比例進行的海軍裁軍條約。當時的日本政府代表加藤友三郎隨後出任首相,表示“世界已經在和平保障之下,未來日本將與世界強國展開經濟競爭”,不僅將進行海軍裁軍,還會“積極調整並縮小陸軍軍備”,日本將把這塊財政上的節餘部分投放到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上。作為海軍領袖,簽署裁軍條約的加藤主張“國防不是軍隊的壟斷產物”,日本在“保證與國力相應的武裝力量的同時,還應注重發展綜合國力,併發揮外交手段避免戰爭。這才是目前形勢下國防的本義”。他是一位認識到外交的重要性的軍人、政治家。
1930年的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是為了把1922年《華盛頓條約》中達成的主力艦的海軍裁軍協定內容擴大到輔助艦(重型巡洋艦、輕型巡洋艇、驅逐艦、潛水艇)而召開的。在這次會議上,日本要求的是總噸位對美比例為1 ∶7,8英寸炮重型巡洋艦對美比例為1 ∶7,潛水艇保有量萬噸。由於遭到美國的反對,最終達成的協議為重型巡洋艦對美比例為1 ∶6,潛水艇萬噸,這雖然低於日本的要求,但輔助艦總噸位數卻達到美國的69%~75%,基本滿足了日本的要求。“既不威脅他國,但同時也不受到他國的威脅,並在國防上保持必要的兵力”,這一方針透過這次會議獲得了保證。
從本質上講,利害關係不一致的國家間的外交交涉中,除非以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威脅對方,否則想要完全達到本國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在倫敦裁軍會議上取得的數字作為外交交涉的結果,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此外,從“裁軍”這一會議的目的來講,日本透過自己主動的承諾促進整個會議達成共識,限制過度擴張的軍備競賽,此舉不僅有助於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還有利於日本的繁榮。換個角度講,日本政府透過那次裁軍實施了億日元的減稅,“對內減輕了國民的負擔,對外促進了與各國間的友好交往,為實現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5)
然而,對於這一外交成果,日本國內的反應卻很消極。有人批評政府簽署條約是侵犯天皇統帥權的行為,如在野黨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打著“侵犯統帥權”的口號攻擊政府。濱口首相在東京站被歹徒襲擊,次年身亡。現在回過頭來看,圍繞“侵犯統帥權”的批判說明,日本當年不考慮真正的國家利益,盲目陷入了政黨內部利益的鬥爭之中。
“侵犯統帥權”是否定政黨政治的理論。它隨後成為軍人擴張影響力的武器,壓制了政黨政治的正常運作。軍人的獨斷專行使政府與軍部的二元化外交更加明顯,在此種情況下,出於對外強硬戰略與軍備擴張的需要,日本外交逐漸服從於“強兵”這一軍部利益。從此以後,軍部對國家政策的干涉不斷加強。
無外交國家的破產
對於戰略家來說,重要的是俯瞰全域性,制定結合外交和軍事的綜合戰略,並把它落到實處。在日俄戰爭之際,日本透過日英同盟拉攏世界最大的海軍國家,動用了一切手段,比如透過在國際市場籌備戰爭經費或影響國際輿論等途徑,彌補日俄之間實力上的差距,同時也仔細考慮如何結束戰爭,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請求“調停”等,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最為賢明的戰略無疑是“不戰而勝”。使普魯士成為歐洲大國的俾斯麥是真正的戰略家,他統一德國後,就是透過外交手段實現了國家利益。俾斯麥的外交風格是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與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