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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之後進行的一次80分鐘的討論節目。雖然關於這個電視節目的記憶已經快要消失殆盡了，但我還是要舉這個例子，因為在這裡，電視充當了一個非常“嚴肅”而“負責任”的角色。這個節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證明，這是對於電視脫離娛樂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層次的一次重要考驗。首先，這個節目的話題是關於核災難的可能性。其次，這部電影曾遭到幾個頗具影響力的組織的猛烈攻擊，其中包括傑瑞·法威爾神父的“道德多數派”。所以，如何表現出電視作為傳播資訊的媒介所具有的價值和嚴肅意圖，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節目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使用任何背景音樂——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幾乎所有的電視節目都會依賴音樂告訴觀眾什麼時候需要表現什麼樣的感情，這是一種常規的演出手法，電視上沒有了音樂簡直就是個不祥的預兆。第四，在討論過程中沒有電視廣告，這樣的嚴肅程度只有被刺殺總統的葬禮可以相比了。最後一點，參加討論的嘉賓包括亨利·基辛格、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埃利·威塞爾，1每個人都是某種嚴肅話語的象徵。雖然不久之後基辛格又出現在一檔有關《豪門恩怨》的節目中，他仍然堪稱嚴肅知識分子的典範；而威塞爾則完全是社會良知的活化身。確實，參加這次討論的其他嘉賓——卡爾·薩根、威廉·巴克利和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自己閃光的智慧，他們都不是那種會參加無聊公共事務的人物。

節目主持人泰德·科佩爾首先作開場白。他指出，下面的節目不是辯論，而是討論，所以那些對話語哲學感興趣的觀眾有很好的機會可以瞭解嚴肅的電視“討論”是什麼樣的。這是當時的情況：在場的六位嘉賓每人有大約5分鐘發言，他們似乎並沒有規定話題，每個人都是自說自話，對其他人的發言不作任何反應。其實，要對別人的話做出反應也確實不易，因為所有的嘉賓都是依次發言，好像是選美比賽中的決賽者，每個人在攝像機前展示若干分鐘。所以，如果威塞爾先生最後一個發言，他想對第一個發言的巴克利先生進行評論，那麼在這兩個先生的發言之間就會有四個評論，大約佔20分鐘，這樣觀眾（不是威塞爾先生自己）就有可能忘記是什麼論點激發了這樣的評論。事實上，這些嘉賓——大多數都是電視上的常客——都非常精通如何避免評論別人的觀點，他們利用節目開始的最初幾分鐘和後來每個人分內的發言時間來表明自己的觀點或打動別人。例如，基辛格博士非常急切地想讓觀眾因為他不再是他們的國務卿而感到難過，他不停地提醒每個人他寫過的書、提出過的議案和主持過的談判。麥克納馬拉先生首先告訴觀眾他那天中午是在德國吃的午飯，然後他又說他有至少15個削減核武器的提案。有的人可能料到他會提到削減核武器的提案，但有的人似乎對他在德國的午餐更感興趣。（後來，他主動提到其中的3個提案，但這些提案都還沒有時間討論。）埃利·威塞爾透過引用一系列類似寓言和雋語的東西，強調指出人類生存的悲劇，但是，因為他沒有時間舉例說明他的觀點，所以他的表述有點混亂，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個猶太教教士一不小心闖進了非猶太教的*。

第六章　娛樂業時代（4）

說白了，這根本就不是我們平時所說的討論，沒有論點或反論點，沒有依據的假設，沒有解釋，沒有闡述，沒有定義。在我看來，卡爾·薩根的發言最出色——對核凍結的理由進行了4分鐘的說明——但他的發言裡仍然至少有兩點值得商榷，而且很明顯他自己也沒有作過仔細的論證。沒有人願意從自己有限的幾分鐘裡抽出時間來談論別人的觀點。在科佩爾先生這一方，怎樣讓“討論秀”繼續下去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雖然有時他會順著思路就他聽到的論點作些評論，但他更關心的還是分配給每個人應有的時間。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