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6章 大明真的亡於萬曆麼？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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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挽回嘉靖一朝的積弊。

這個社會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

按照明穆宗的佈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

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係非常惡劣。

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後推薦了陳洪、孟衝，就是不願讓馮保做掌印太監。

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

明神宗馮保知書達禮，又有文藝素養，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愛。

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透過遺詔驅逐了政敵孟衝，親自任司禮監掌印太監。

而此時的內閣首輔高拱也對馮保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

由此，一場政治鬥爭勢必不免，鬥爭中，衝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

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係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

神宗即位之後，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 恰恰觸犯了“自負付託之重，專行一意，以至內猜外忌” 的為臣大戒，最終在官場角逐中失利。

人事變更的結果，張居正依序升為內閣首輔，責無旁貸地肩擔起培養萬曆皇帝的重任。

而此次政治震盪對幼小的萬曆皇帝產成的刺激也頗為深刻：“專權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獨持，以終其世。晚雖倦勤，而內外之間，無復挾恣意如初年者。主術所操，為得其大也。”

而且高拱為人性格執拗，出言偏頗。

明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

神宗即位後，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

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

於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

此後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

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

面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萬曆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朱翊鈞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朱翊鈞將內廷的事務託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

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朱翊鈞就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

由於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朱翊鈞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朱翊鈞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援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萬曆新政。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

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

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神宗說：“事不考成，何有底績。”

其時，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