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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的講話卻極其嚴重地羞辱了戈巴契夫。
當時我為什麼發表措辭如此激烈的講話呢？既然戈巴契夫繼續認為自己是改革的領袖，繼續充當知識分子的偶像，他在世界上的威信比那些年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都高得多，那麼我為什麼還要求他辭職呢?請看世界上一些報紙在我的電視講話之後寫的評論：&ot;戈巴契夫的辭職未必能開拓通向民主的道路&ot;(《柏林報》)。&ot;葉爾欽決定公開出擊所反映的與其說是他的強大，毋寧說是他的軟弱&ot;(《基督教科學箴言報》)。&ot;一些外國的外交家都認為，如果不是以進步的觀點，而是從防止混亂的角度來看問題的話，那麼無論如何，戈巴契夫仍然是最合適的候選人。而葉爾欽依然是個不太知名的大人物，並且他可能使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ot;(《泰晤士報》)。
我的好朋友、哈薩克的領導人努爾蘇丹&iddot;納扎爾巴耶夫也說：&ot;在這樣的轉折關頭，正當我們經歷一場經濟危機之際，時利欽實際上又組織了一場危機‐‐這是一場政治危機。&ot;
之所以要猛烈地攻擊戈巴契夫，我已經說過我有各方面曲理由，其中包含純摔道義上的理由‐‐我無法忍耐戈巴契夫在維爾紐斯悲劇事件期間所玩弄的兩面派手腕；我更不能原諒他如此輕易地埋葬了那些年的我國經濟的唯一希望‐‐&ot;500天計劃&ot;。
然而，還有更為深刻的理由，而且就在當時我已經開始明確地意識到了。
在那個時候稍前，一股新的政治勢力已經明顯形成。這股政治勢力先於葉爾欽和戈巴契夫派已經打倒了左派勢力和最高當局。對於這股勢力而言，我們大家和&ot;美國特務&ot;雅科夫列夫及&ot;德國首腦&ot;戈巴契夫一起統統成了&ot;帝國主義奸細&ot;！實質上，這是經由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失望的俄羅斯人之手，經由新的波洛茲科夫共產黨之手，經由非正式的&ot;新共產黨人&ot;之手，經由反動的工會之手，經由黑衫黨人及其他各種勢力之手而將要成立的民族救國陣線的萌芽。
與大多數民主派不同，我領悟到獨裁的威脅不但來自&ot;戈氏&ot;周圍的人們，而且來自戈巴契夫本人。而這一點確實令人可怕。終有那麼一刻他需要脫險自救，從備用出口逃出，產生不可逆轉的後果。
要知道，目前在機智多謀的盧基揚諾夫所領導的最高蘇維埃、政府、蘇共中央、各種要害機構內的保守分子都明確地表達出了一種激進的思想‐‐&ot;民族救國&ot;的思想。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利用經濟危機，利用高加索的民族衝突，逐步製成了緊急狀態的模型，實質上是成了後來國家政變的示意圖。
在這種情況下，在右派和左派之間隨機應變已經是不可能了。
戈巴契夫面臨一種可怕的、亟待作出的選擇。
然而，單一的選揮剝奪了他的基本武器‐‐玩政治遊戲、耍政治手腕、搞政治中傷的武器。失去了永久許諾、與各種勢力結盟、採取一些出人意料的步驟的這個自由天地，戈巴契夫也就不成其為戈巴契夫了。
被各種各樣的政治勢力擠到牆角里的戈巴契夫提出了新的聯盟條約的思想。
因此，他能夠贏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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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同戈巴契夫的關係更加激化的這個時期，正值礦工們要求蘇聯總統辭職的政治罷工開始之際，我到斯待拉斯堡參加歐洲議會的會議。既然俄羅斯改革和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命運依然是個大問題，我決意預先取得歐洲民主議會主義者的支援。
行前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