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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安靜之後，雷立起身作交叉取證。面對這位大名鼎鼎的英雄，他能說什麼呢？雷立甚至不敢指出查爾�斯·�林勃證詞中的破綻，問他怎麼可能記得兩年零九個月前聽到的聲音，何況當時他坐在車裡連後半句話都沒聽見。和所有的美國人一樣，愛德華·雷立是查爾斯·林勃上校的崇拜者。據說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一直放著一張英姿勃勃的林勃肖像，即使在經手這件案子期間也不例外。不過以下這段關於林勃上校在綁架案發生當天的行蹤的對答卻頗有點意思。 “請問你能否告訴法庭，你在星期二那天都去了什麼地方？” “星期二的白天我在紐約市裡。” “哪兒？” “具體的我記不太清了。我想我去過泛美航空公司辦公室，也許是大陸航空公司。有一段時間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然後，據我所能想起來的，我去了一趟牙醫那裡。”愛德華·雷立最初的想法只是試一試林勃的記憶力，但這段對話當時就引起了人們的議論：林勃上校怎麼可能不記得兒子被綁架那天所發生的事？ 在第二天的《紐約時報》頭版，林勃作證的訊息被排在羅斯福總統向全國的年度講話之前。 當小林迪的保姆蓓蒂出庭的時候，愛德華·雷立以為他的機會終於來了。他對蓓蒂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加以剖析攻擊，好像她才是本案的真兇。這是雷立辦案的特點和特長，在他多年的律師生涯中屢試不爽，並使他獲得了“進攻型防守”的聲譽（英文中的“辯護”——defend——也有“防守”之意）。但是現在，這一招卻不再靈驗。雷立因為“故意刁難”證人而引起陪審團成員的不滿。書包 網 87book。com 想看書來
赫普曼有罪（10）
這就是那場“世紀審判”中的情景。在觀眾的眼裡，公訴方和被告方就像舞臺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前者的發言經常博得眾人的喝彩，而後者卻灰溜溜的，不管說什麼都引起大家的反感。 除米拉德·懷特以外，公訴方還傳喚了另一位證人作相似的陳述。86歲的阿曼杜·霍奇瑪住在菲塞貝德巷的拐角附近，在那裡，從查理窗下延伸的腳印被兩行車轍所代替。這位證人說，1932年3月1日上午，他看見一輛裝有摺疊梯子的墨綠色轎車在菲塞貝德巷他家的門口拐了個彎兒，然後順著小路朝林勃莊園駛去。赫普曼的車輛登記資料表明，他的那輛深藍色道奇轎車曾經是墨綠色的。霍奇瑪還說開車的人朝他看了一眼，並指認被告席上的赫普曼就是那位司機。 正在此時，法庭內的燈光突然熄滅。黑暗中愛德華·雷立大聲地說：“這是謊言冒犯了天威！”但是在交叉取證時，被告方並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質疑這位八旬老翁的視力。事實上，早在1932年6月，阿曼杜·霍奇瑪因患有嚴重的白內障而被診斷為法律意義上的失明，即他視力減退的程度使他可以享受聯邦政府為失明者提供的福利。但不知何故，這張診斷證明直到本案審判結束之後才被人發現。 赫普曼家的一位鄰居作證說，那年3月，赫普曼夫婦去了什麼地方回來時，赫普曼的一條腿被摔傷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一直坐在旁聽席上默不作聲的安娜·赫普曼此時失聲叫道：“你撒謊，阿契巴赫太太。”法官托馬斯·特理查正告安娜，不可在肅穆的法庭上作如此舉動。安娜為自己的行為道了歉，然後哽咽著說：“但有的時候我實在是覺得無法忍受。” 撒謊的人還不止這些。原先相信赫普曼不曾寫過贖金索取信的筆跡鑑定專家阿爾伯特·奧斯波在法庭上作證說赫普曼是這些信的作者。他的翻供成了報紙關於本案的又一則頭條新聞。除他之外，還有三位筆跡和檔案鑑定專家為公訴方出庭。 當時社會上有流言說，在樹林裡發現的嬰兒屍體實際上並不是小林迪。那位驗屍的殯儀館主任基本上不具備法醫學方面的經驗，他甚至連死者的年齡和身高都未加說明，其檢查結果自然不能作為正式的驗屍報告呈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