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治理黃河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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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氾濫的黃河，元朝統治者為了保證大都的漕運安全，不得不對黃河進行了治理。

元朝時期，重新挖掘了一條線的京杭大運河，還有名臣賈魯開鑿的賈魯河，可是元朝恰恰是因為修河而滅亡的。

元順帝至正四年夏天，一場暴雨使黃河暴溢，造成白茅堤決口。這場雨持續下了二十多天，到了六月，又北決金堤。黃河沿岸數十州縣淪為水鄉澤國，無一倖免。

當時的高麗詩人李谷擔任元廷的翰林國史院檢閱，長期客居大都，他在自己的《稼亭集》中寫道：“饑民雲集京師，都城內外，呼號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

自水患發生以來，受災地區的饑民和百姓走投無路，紛紛揭竿而起。

至正四年七月，私鹽販郭火你赤起義于山東益都；六年六月，福建汀州連城縣羅天麟、陳積萬起義，湖南爆發吳天保領導的瑤民起義；八年春，台州黃岩鹽販方國珍起兵；同年三月，遼東鎖火奴和遼陽兀顏魯歡分別自稱“大金子孫”，起兵反元；九年，冀寧、平遙等縣爆發曹七七起義……

至正九年九月，黃河再次發生決口，安山、濟南、河間一線受損，還毀壞了兩漕司鹽場，京杭大運河遭到嚴重威脅。

當時元朝丞相脫脫力排眾議，決定“河必當治”。

當時脫脫委託賈魯治理黃河，而賈魯也確實不負所托，曾深入災區，沿河進行實地勘察，往復數千裡，掌握了水患的要害所在，並很快拿出了兩套治理方案：“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

這兩套方案，無論是提出者賈魯本人還是脫脫，都更傾向於後者。

前者簡便易行，且成本相對較低，但卻只能緩解一時之難，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黃河一再決口的痼疾。而疏塞並舉，恢復黃河故道，這雖然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卻一勞永逸，無疑是功在當代、利在後世之舉。

然而脫脫和賈魯提出的方案還未得到落實，便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而反對者提出的重要論據便是“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

脫脫憑著丞相的權威，斷然將一切反對的聲音壓制下去，反對者被踢出中央，治黃工程的決議就這樣強行透過。

至正十一年四月，賈魯被任命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等13路民眾共15萬、廬州等地戍軍18翼共2萬，浩大的治黃工程上馬了。

工程進展十分高效：四月二十二日開工，七月完成疏鑿，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並開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畢，諸埽堵堤建成。整個工程共計一百九十天。

賈魯開河成為中國治河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由於此次改造和開設的河道工程質量較高，直到明清時還有“銅幫鐵底”之譽。清代地理學家胡渭在《論河》一文中稱：“賈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

但對當時的脫脫和元王朝來說，這項浩大的民生工程，卻是“利在千秋，禍在眼前”。

賈魯開河確實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壯舉，但在當時來說因為元朝子建立以來對民眾的殘酷壓迫，已經將百姓逼到了一個民怨沸騰的境地，只差有人登高一呼了。

賈魯開河，時緊工迫，監督挖河的官吏乘機剋扣河工“食錢”，河工挨餓受凍，群情激憤。

至正十一年底，元順帝又決定變更鈔法（見鈔），濫發紙幣，物價飛騰，引起通貨膨脹，最後到了“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懼不行”。“開河”和“變鈔”榨乾了元朝最後一口元氣。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黃河大堤的工地上挖出了石人，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