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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東方的古代，卻也是可以成為有效的事件佐證的。
秦檜，這一個在歷史話語中歷久彌新的奸臣，不正是被用來取粟的猴子嗎？
也許我們早就應該把宋高宗趙構放在了岳飛墓前了。而且是以一個具有明確署名的罪者的身份放在那裡：“臣宋帝國”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歷史上奇恥大辱的延續和這位皇帝的極重機心的實現共同的被展現在中國人的歷史天空裡。
無須說趙匡胤有不殺大臣的朝代古訓。就是此點放之，那麼在沒有趙構的充許，秦檜敢隨意的做什麼嗎？更何況是盛滿天下的大將軍。
按尋常心思，趙構的考量都是正當的。什麼權力慾望，什麼皇位情節。但是能夠用這樣的說辭來對他給予解釋嗎？他是皇帝，身系天下之任。用這種認識來定位歷史事件的人，根本就是歷史命題的翫忽職守者。
那麼問題在於那裡呢？天空未曾晴朗，也許只是因為還是烏雲密佈。那麼趙構被歷史性的放過了，不但宋朝沒有對其進行質問，而且明朝的那些自詡為忠義、英雄之士的傢伙既然做了本未倒置的事：把秦檜等四個受人差遣的冤大頭給釘在歷史奸佞本的封面上。使得真正的事件創造者逍遙法外。從而使得歷史的真相未能得到真實的傳播。創造成歷史的的話語本身的冤案。
那麼是什麼創造了這樣的一個話語的傳播方式呢？考察歷史中的文字事件我們可以得知一些清晰的意義。
周幽王亡國只是因為褒姒一笑；商紂王失天下只是因為被一個狐狸變成的女人所迷惑；漢武帝犯渾只是因為被一個叫做杜充的人所蠱惑；唐玄宗失皇位只是因為楊貴妃禍天下。自然的，宋高宗殺岳飛也只是因為秦檜的奸詐。
由此我們發現的是什麼呢？我一直認為在中世紀中國與其說是封建社會，倒不如說是簡單的帝制社會。這種簡單只是社會構造會簡單，並不是說社會的關係體系會簡單。也不會使政治文化的權力認識簡單。相反的，帝制的權力重心的單極以及權力表現的單維使得社會的權力話語向權力中心——帝皇集中。那麼社會的表現就在這種地獄般的力量的重壓之下難以自主。而更重要的是權力對政治下的形態壓迫。它介入到政治下的生活著的每個個體。從國家機器到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各個方面對人進行控制。形成了一個天網恢恢的社會體系。而社會、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等種種話語都是基於此而建立的。它的主旨就是綱常，綱常就是尊父的文化定位以及認識。
那麼元兇是趙構的時候，為什麼在歷史的公共話語意識裡卻只對一隻猴子動刑，而對真正的主使者卻閃爍其辭。那麼是否是在表明，中國的政治社會其實是一種權重文化。之所以如此強調，乃在於這是一種以權力崇媚為表現方式，以真理為矇蔽物件的，以帝皇為權力意志表現母體的政治文化形態。在歷史的話語表達方面，這種社會意識會規避文化、民族、社會事件中的帝皇的不良的實質，而代之以下屬官員，皇宮僕役等附屬人員為話題中的責任物件。造成了事件事實的誤導傳播。從當時的情況下看是一種權媚策略，而從長久的歷史上看則成為了文化語境上的癥結。
但是事情的全部事實都在這裡嗎？顯然不是。在此我們不得不提及這種錯位的事件表達的另一個關鍵點。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有一點很重要。相比其它的國家和地區，中國的民族意識形態是屬於淡薄的那一類的，這對於中國的今後的世界化發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資本。但在歷史中，這種意識是基於兩方面形成的。其一是主流學術的淡漠，其二是國家的民間主體的缺失。這種情況下，如果產生政治地理危機，很有可能面臨著舉國無人的局面。由此，儒吏政治的從事者，民族公關的經營者以及特定時期形成的文化留種者共同打造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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