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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下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女升學率保持了絕對的優勢。”〔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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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高考（8）
上述這些情況的出現，表明當時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左”的困擾，撥亂反正，依然是任重道遠。
5。 一部小說引起巨大反響，文藝領域開始“解凍”（1）
1977年11月，正當教育界醞釀批判“兩個估計”的時候，《人民文學》編輯部在北京召開了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據說，這次座談會的目的是“為了繁榮短篇小說創作，促進短篇小說創作跟上當前抓綱治國的大好形勢”。參加座談會的有張光年、劉白羽、周立波、沙汀、王朝聞、馬烽、李準、張天民、王願堅、張慶田、茹誌鵑、韋君宜、林雨、趙燕翼、蕭育軒、葉文玲、鄒志安等，還有部分業餘作家和文學評論工作者，共20多人。由於“四人幫”對文藝創作的破壞和干擾，已經多年沒有召開這樣的會議了。所以，與會者歡聚一堂，暢所欲言，座談會開得生動活潑。
會議提出要“徹底砸爛‘四人幫’的精神枷鎖”。與會者揭露說，“四人幫”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打著塑造工農兵英雄形象的幌子，鼓吹“三突出”、“三陪襯”、“多側面”、“立體化”以及英雄人物排號、英雄人物必須高、大、全等一整套形而上學的“創作原則”，搞亂了文藝界的思想，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的文藝事業。在“四人幫”把持文壇期間，中國文藝園地，出現了“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以致“百花齊放都沒有了”的荒涼局面。現在，“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但他們在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方面所散佈的流毒還相當廣泛，“至今有不少人還用‘四人幫’那套‘三突出’等謬論來衡量作品”。所以，當前“亟須把被‘四人幫’搞亂了的路線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論是非加以澄清，進一步從理論上深入批判，肅清流毒，徹底砸碎精神枷鎖。”堅持運用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進行創作，“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事業才能更加繁榮和昌盛。”
與會者還批評說，由於“四人幫”殘酷迫害文藝工作者，使得許多群眾熟悉的老作家長期脫離生活，與現實隔膜了，“筆也生了，多少年無法創作。”現在，“老作家解放了，思想也應該解放，要重振旗鼓，揮筆上陣。老作家不但自己要寫，還應當做澆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使他們健康成長。”中年作家既有創作經驗，精力也充沛，正是創作的興旺時期，更應該奮力創作。作家們表示，當前的文藝創作還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所以“要儘快組成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浩浩蕩蕩的文藝大軍，開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線，寫出更多更好的、迅速反映我們偉大時代的優秀短篇小說，鼓舞人民群眾推動歷史前進。”〔73〕
幾天之後，即11月19日，《人民日報》以《讓文學創作迅速跟上抓綱治國大好形勢》為題報道了座談會的情況。這次座談會雖然不是直接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但它對清理“四人幫”在文藝界的影響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隨著教育界對“兩個估計”的批判，文藝界也開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它開始於一次座談會。11月21日，《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部分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控訴和批判‘四人幫’炮製的‘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滔天罪行。茅盾、劉白羽、張光年、賀敬之、謝冰心、呂驥、蔡若虹、李季、馮牧、李春光參加了座談會。
此時，文藝界正式開始了對“黑線專政”論的批判。與會者指出，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就是“四人幫”強加在文藝工作者和廣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鎖、政治鐐銬。所以，“我們要抓住‘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反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