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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教頭放下酒杯，知這小輩志向非同一般，也不隱瞞，嘆了口氣，低聲透露了一些隱秘的訊息：“全國禁軍號八十萬，東京獨四十萬，然實有數，可能還不到此數的一半，或許更少。元祐七年（1092年）宰執呂大防報‘具出天下禁軍、廂軍人數，禁軍五十五萬餘人，約支三十餘萬緡，廂軍二十餘萬人，約支七萬緡’。崇寧六年（1106年），樞密院報‘禁軍缺二十四萬，近創廣由勇、崇敏、崇政十萬人，尚缺十四萬’，如今六年過去，恐怕又有不少士卒如這婦人之夫這般自謀營生了。”
“京師禁軍補了缺，缺了補，人數卻越來越少，若說東京浮浪閒漢，其實大部分都是禁軍後代或家人，居東京大不易啊。”
張教頭僅僅是一個低階武官，卻能知道如此多的朝堂機密，固然是他關心政局、愛鑽研時事，但也印證了大宋朝堂上下的保密防範意識淡化得多麼可怕。
朝廷不重視保密工作，徐澤卻不敢大意，雖然桌上都是自己信得過的人，但還是要防隔牆有耳，趕緊換個話題。
徐澤感嘆道：“小侄原以為自己對經營尚有些淺見，今日來樊樓，本也存了對比之心，現下看確實是淺見，似我這等邊鄙武夫，若是在京城開店，怕不是要賠得兜襠布都要搭上。”
張教頭哈哈大笑，打趣道：“還是莫要經商了，以賢侄的身手，投軍混個肚飽還是沒問題的。”
徐澤陪笑，不想接著談從軍的事，再次轉移話題，問：“伯父，似樊樓、潘樓這等奢靡之所，一般消費幾何？”
張教頭略一沉吟，說道：“今日少酒無妓，費應不過二十貫，若呼朋引伴，召妓徹夜暢飲，數百貫也是常事。要說真的奢靡生活，反不在這酒樓，達官顯貴、豪富之家宴會開銷才真是一擲千金，老夫位卑，不曾經歷，不敢妄言。”
徐澤在後世倒是聽說過蔡京吃包子的故事。
說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為不能做包子？”對曰：“妾包子廚中鏤蔥絲者也。”做包子都有專門的“包子廚”工作組，而且分工到“鏤蔥絲”這麼細，其生活奢靡可見一斑。
蔡京府上一天的生活開支究竟多少，以徐澤的見識，實在想象不到。但今日這頓，二十貫的概念他還是很清楚的。
算成銀子，十幾兩，似乎不多，也絕不是小數目，徐澤和孫石二人在延安府生活，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不要錢，最大的開銷便是一日三餐，因為練武，還要經常吃肉，但日費不過百來文，從延安一路到達華陰縣，走了幾天，途中開銷也僅一貫多。
飯畢，張教頭會帳打包，徐澤如今也有千貫身價，但手頭的錢，主要是史進帶出來的，算是作為入股資金，要起家辦大事的，而且張教頭和自己關係非同一般，以後有的是機會報答，自不用謙讓。
會賬時，果然不足二十貫：共十八貫二百三十六錢，實收十八貫二百錢，一貫錢五六斤，出門大額消費當然不可能提一麻袋銅錢，張教頭用的是銀子。
清以前，不算五代混亂時期燕國用黏土燒製的“山庫錢”，歷朝真正由國家鑄造發行的錢幣基本是銅、鐵兩樣，金、銀只是可用於交換的貴金屬，從未作為官方發行的貨幣出現過，因此，金銀價值難定，實際上是隨市場變化而浮動的。
有宋一朝，銀銅兌換比波動很大，此時，一兩銀子可兌銅錢千餘文。
“貫”本是“十佰”，即十個“一百錢”，不過此時“佰”卻不是真的一百文，在各種場所標準不一，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金銀七十四，珠珍、僱婢妮、買蟲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長短使用。
眾人出了廂廳，就見到對面南三樓廊上剛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