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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柴契爾夫人即將登機飛返倫敦時,卻出現了一幕動人的情景:只見雅魯澤爾斯基將軍乘車疾趨而來機旁,車上跳下來手捧一大束鮮花的將軍。他是特來為&ldo;鐵娘子&rdo;送行的。
雅魯澤爾斯基這一異常的舉動,即預示著波蘭政府已經開始向西方作最後的讓步了。英國首相回國才一個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召開了十屆十中全會。全會宣佈承認團結工會為波蘭合法組織,並開始了波蘭政治多元化的程序。緊接著,團結工會決定參加政府召開的圓桌會議,甚至成立了&ldo;全國公民委員會&rdo;,以作為波蘭影子內閣的雛形。1989年2月,波蘭舉行了圓桌會議,波蘭統一工人黨宣佈放棄對權力的壟斷。這次波蘭的圓桌會議實際上起到了制憲會議的作用,因為它確立了波蘭新政府的產生方式與基本原則。4個月之後,波蘭舉行40年來的頭一次全國大選,團結工會在決選中大獲全勝。這樣,波蘭便成為東歐第一個&ldo;和平演變&rdo;了的國家。
柴契爾夫人足堪自慰的是,她的&ldo;執意影響國際事態發展&rdo;的戰略,在她1988年11月對波蘭的專訪中已結出了第一個碩果了。
伴隨著波蘭團結工會於1989年6月取得大選勝利後,東歐國家出現了&ldo;多米諾骨牌&rdo;效應,一個個地先後&ldo;和平演變&rdo;了過去。對這樣一些頗具戲劇性的變化,柴契爾夫人在目不暇接之餘,既有喜來又有憂。喜的是眼看昔日咄咄逼人的前華約國家&ldo;不戰自潰&rdo;,憂的是德國的重新統一即將成為現實。
原來,在柴契爾夫人&ldo;執意影響國際事態發展&rdo;的總戰略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德國的迅速統一。她甚至認為,一個統一起來的強大的德國是前景堪虞又可畏的。她在自己的《唐寧街歲月》一書中曾這樣寫道:
&ldo;我並不相信集體犯罪:在道義上應該為他們行為負責的是單個的人,但我卻相信由一系列複雜因素構成的民族特性。由於德意志的統一是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實現的(也許部分地是因為民族統一來得這麼遲),德意志一直在難以預料的侵略和自我懷疑之間來回搖擺。德國的近鄰,如法國人和波蘭人,遠比英國人更深刻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只是美國人不一樣;而相同的關心則經常使德國的近鄰忍不住從看似麻木的言論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實際上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儘管由於他們需要德國人的信貸和投資而一直保持沉默。但也許最早意識到這個&l;德國&r;問題的是現代德國人,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堅持德意志不應成為能夠以犧牲別人換取自己利益的大國。德國人焦慮不安的真正原因是自我意識的極端痛苦。如我曾論證的,這就是許多德國人為什麼真正地(我相信是錯誤地)想要德國被限制於一個聯邦式的歐洲之中。事實上,德國更願意在這個框架之內發揮支配作用,因為重新統一起來的德國簡直是太大,太有威力,以致不能在歐洲之內只是簡單地成為另一個角色。進而言之,德國人總是盯著東面和西面,儘管體現這種趨勢的現代方式是其經濟擴張,而不是領土侵略。這樣,就其本質而言,德國在歐洲是一個製造不穩定的力量。只有美國對歐洲的軍事和政治介入和歐洲另兩個最強大的主權國家(英國和法國)的緊密關係才能夠平衡德國的勢力。&rdo;
柴契爾夫人在這裡把統一的德國視為歐洲的&ldo;一個製造不穩定的力量&rdo;,這種憂深思遠的話當然不是空口無憑,因為&ldo;德意志一直在難以預料的侵略和自我懷疑之間來回搖擺&rdo;。說穿了,&ldo;鐵娘子&rdo;是怕兩德迅速統一後,又重蹈其&ldo;領土侵略&rdo;的老路。
柴契爾夫人的這種憂慮,在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