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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帝國政壇掀起一波狂瀾，要趁著人生暮年，為帝國、為君王、為黎庶，再盡一次忠，做一次最後的努力......
事實上，早在正統四年的時候，范仲淹便以治定西陲之功，受召還朝，離開他奮鬥了七年的隴右道，留下了一個軍政穩定、諸夷鹹服的大好局面。
那一次，范仲淹同樣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進京也是意欲成就一番大事業。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裡，大漢帝國雖然光輝而偉大，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與矛盾，是需要有為者去擔當解決的，而到了范仲淹這種地位與聲望，自然也有股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氣魄。
那次，也是范仲淹生平第一次拜相，回朝之後，即任尚書僕射、兼財政使。對於帝國內的財政系統，范仲淹並不陌生，早在世宗身邊擔任內閣學士時，就接觸過，後來更官至鹽鐵使。
曾經主持過淮東鹽堤工程，以及對全國鹽務大改革的范仲淹，再回財政司，是不可能沉寂的，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整頓，尤其在人才提拔、上計、款項調撥稽核事宜上，做了相當力度的整飭與糾正，鹽務上覆發之貪、盜、賄、私等現象，也再度遭遇重大打擊。
在得罪了一大波既得利益群體的同時，帝國在財政系統的糜亂，也得到很大的改變，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只可惜，范仲淹財政使只當了半年，他的整頓改革則只持續了四個月，便被罷相。
當然，扳倒范仲淹的，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損的權貴、官僚及地主官商，根本原因在於，這牽扯到新一輪的貴庶之爭。
正統初年的帝國政治格局，整體上雖然保持著理性與平穩，但由於皇帝劉維箴的德淺才弱、威望不足，上層的鬥爭，實則是比較激烈了，尤其在世宗壓制十多年後的勳貴階層，迎來反攻之後。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書令杜衍，在正統二年的時候罷相，出京前往西南擔任巡撫使，繼任的，乃是樂平縣公李昭賢（這可是李繼隆長子、世祖皇帝外孫）。
而當時的政事堂，除李昭賢這個尚書令之外，另有樞密使折惟昌、兵部尚書向元鍇（向德明之孫）、禮部尚書馮端（馮道曾孫），另輔以石元孫（石守信之孫）、李光輔（李筠重孫）等掌握實權的軍政大臣。
這些都是功臣元勳之後，除馮端、李光輔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國的頂級勳貴，如李昭賢、折惟昌，還有一層皇親國戚的光環。
當這些人在帝國朝堂佔據大量話語權的時候，也是意味著勳貴勢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來早已壯大並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團的對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一頭扎進政斗的漩渦，雖然，他一心一意只想著為朝廷、為百姓做些實事，但有些爭鬥是不可避免的。
同時，作為尚書令下屬最重要的兩個宰臣，吏部尚書與財政使，一個呂夷簡，一個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對李昭賢形成了相當強力的鉗制作用。
於是，為了打破這種限制，李昭賢從幕後策動一場政治攻訐，他選擇的目標，正是范仲淹。呂夷簡這個人，老謀深算，且權術高超，否則也難在新皇繼位之後，就迅速運作回京為相，並更進一步，擔任吏部尚書。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他雖然私德無虧，但做事方面，在有心人眼裡，全是漏洞，也易於打擊。
而這樣的政治活動，並不在於范仲淹真的有什麼過錯，只是當權者需要，便有的是人，提供足夠多的短處與把柄，等形成風潮之後，弱勢的皇帝劉維箴，即便心有不捨，也不得不將范仲淹外放，他實在頂不住來自李昭賢等勳貴的壓力，或者說不願意正面對抗。
於是，范仲淹以“殿下之失”（官方的解讀中，大抵是在面君進諫的過程中，言辭過於激烈，有辱聖人威儀），奪相，出任湖北巡撫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