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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情形下李老博士也不會對中國事物盲目崇拜。中國文化的優點固然值得讚揚；但是它的缺點也應當提出批判。譬如傳統的方法治史，認為作史者筆下一行“褒貶”，則天下之至善與極惡，毫髮畢見，涇渭分明，千古一律，實在是故步自封的看法。亦即是認為盈天地之道（這“道”有自然法規Natural Law的意思）統統在史籍的字裡行間，羅列無餘，也再用不著開闢途徑；也再用不著推陳出新。李老博士曾以此與歐洲中世紀的思想相比，彼此都離不開“原始的假說”（Hypotheses of their autochthonous development），是以束縛自然科學的發展Joseph 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London，1969）；pp�241…242�。
李老博士自己治學，可以淵博二字概括之。因之他的歷史觀，不是容易概述的。大凡有創造能力的思想家，在大刀闊斧的姿態下開懷立論的時候，常有自相矛盾的現象，馬克思如此，盧梭（Rousseau）如此，李公也有此趨向。但是這種矛盾並不是構思者在邏輯上舉棋不定，而是眼光開闊時，邏輯的範圍過小，已不適用。也等於康德（Immanuel Kant）所謂“瞭解”（德文verstand）與“理解”（德文vernunft）不同。前者得自我們的視聽與經驗；後者則在人類經驗範圍之外，應屬於神學的領域。我們即作假定（presupposition），雖稱客觀，仍不離主觀的色彩。李老博士自幼在基督教的影響之下長大，他當然不會放棄至美至善即屬於神的立場。因之我們只能模仿造物，而不能因人力而自稱已巧奪天工。即使是絕代才華的人物，在造物主前仍為凡夫俗子。可是李老博士也受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又覺得盈天地之至美至善，亦可以在一草一木之間，甚至在凡夫俗子一事一物之間發洩無餘。所以他一方面認為真理為一切事物抽象的總和，帶有合理性；一方面又認為真理不外日常生活中各種機緣間的一種美感。這矛盾的趨向，讀者可以偶爾從李老博士的著述中窺之，而我們有機會和他接近時則更容易看出。
以上所述，已涉獵於人生哲學，超過本文預定的範圍遠甚。然則不提出，則本文寫作的目的，無所交代。在作者的眼光中，前述矛盾，在大範圍內則不成其為矛盾。亦可以說因其矛盾，更能與真理接近。因其淵博，故能容物。李老博士為科學家，可是沒有放棄他思想的體系。他又皈依宗教，卻不受硬性教條的束縛。今日中國企求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過程中，當應覺得效法李公之處至多。
筆者在大學攻讀時，已讀及李公著述。初與此公以書牘接觸，事在1967年。當時前任哥倫比亞大學富路德教授（Prof�L�Carrington Goodrich）緘薦，李老博士囑於五六年間，往英倫一行，襄助其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中束縛科學發展之處。這對筆者言之，實為天外良機。其唯一令人躊躇之處，乃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二和老博士其他著作提及“封建官僚主義”（feudal bureaucratism）一名詞，和筆者所習所讀不無徑庭之處。因之與李公多次書面磋商。李公不僅不以此種問題為節外生枝，反而指出他對這名詞並無一成不變的看法，如果新研究能提供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