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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起軍事行動”的任何政治活動，有的勸黎早日離開上海；“反直聯盟”認為黎在上海是個人行動，無足重輕；盧永祥在致齊變元的電報中強調尊重江浙和平公約，並向杭州商會表示，黎在上海作寓公，來去可以自由，本人對他採取既不歡迎又不拒絕的態度；張謇勸黎“冷靜自處，杜門謝客”；自稱為黎的“故人”的孫發緒有電報呼黎為“先生”，勸他到海寧去觀潮。9月13日何豐林出了一張佈告說，“倘有破壞治安、擾亂秩序之行為，無論何人，概予拿辦”，這個佈告顯然是對黎而發的。
13日晚間，湖北籍議員劉成禺登門來訪，問黎為什麼要突然來到上海。黎說：“盧永祥有電報歡迎我，來得並不突然”。劉把各方面的真實情況告訴他，他才如夢初覺地出這個電報是安福系所偽造的。他不禁失聲而呼，“我上當了”。
黎在上海組織政府計劃失敗後；11月1日，黎又一次邀請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談話，宣佈他不久到日本去養病。11月8日，他乘“高麗丸”輪船東渡。到1924年5月11日，他又人不知鬼不覺地從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津保政客籌足賄選經費後，便放出空氣說，約法規定總統辭職後，國會應在三個月內選出新總統，攝政內閣的命運不能超過三個月。隨後山東省長熊炳琦（原任曹錕的參謀長）到北京主持大選問題，在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進行大選活動的機關。這時，在滬議員每月只能領到三百元，而在京議員每月可以領到六百元，因此議長吳景濂收買議員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的議員越來越多。
8月24日，吳景濂在兩院談話會上提議常會出席費增加為每星期一百元，自27日起實行。此案在出席者152人中77人同意得以成立。8月29日，攝政內閣正式備文催促國會選舉總統。於是反對派議員彭養光、韓玉辰向北京地方檢察廳控告吳景濂、張弧、熊炳琦、王毓芝、劉夢庚公然對議員進行變相行賄，離京議員也紛紛通電揭穿這個黑幕。但是，截至8月底止，離京議員已減少為385人，其中還有不少是北京派去作內線的破壞分子，也有奔走津浦道上三面領款的投機分子，拆臺派的陣容越來越渙散了。
9月2日，山東省長熊炳琦、內務部總長高凌霨等在甘石橋議員俱樂部設宴招待議員，熊炳琦公開提出大選問題。此時已經不是什麼“先憲後選”的問題，而是“先付後選”的問題：保派政客擔心付款後議員不投票，議員擔心投票後保派不付款。票價早已規定每張五千元，有人建議先付三成即一千五百元，保派認為必須足夠法定人數才能照辦（總統選舉會的出席人數須有583人以上）有些“大議員”要求在普通票價外另給特別報酬，有的不願得錢而願得官。當天協商的結果，決定先開總統選舉預備會以測驗出席人數，但是先付後選和爭多論少的問題仍未完全解決。
9月23日，國會各政團在甘石橋的在京議員已有600人以上。9月30日，大選問題由於人款兩足而有水到渠成之勢，於是張作霖、盧永祥、何豐林、林建章和西南各省軍閥唐繼堯、熊克武、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等，先後通電反對直系賄選總統的醜劇。
10月1日，甘石橋俱樂部發出支票573張，每張五千元。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須在總統選出三天後由開票人補填日期並加蓋私章才能付款。除普通票價外，還有一萬元到一萬元以上的特殊票價。
10月5日上午8時半，選舉會主席吳景濂到院，立刻吩咐秘書查點到會人數，但簽到者不多，臨時改為不定時開會，即何時籤足人數，何時開會。甘石橋大選機關派出汽車180輛，分途迎接議員到會。上午11時40分，簽到者還不過400多人，吳景濂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便又派出可靠議員分途去拉同鄉同黨的議員，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來，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