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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交給大臣們看，威嚴地說道：“國家法度不容侵犯，念曾國藩是初犯，又有湖南、湖北兩位巡撫替他聲淚俱下地求情，我就赦免他，準他三個月假，期滿後仍回江西工作。”
聖旨飛一般的抵達曾國藩的老家，曾國藩帶領全家望闕叩頭。他稱自己數載從軍，過多功少，皇上竟然還如此照顧我，我只有殫精竭慮，報效皇上，要我的子子孫孫永不忘記皇上的大恩。
這是番客套話，曾國藩所以不等咸豐批准就朝家跑，很大程度是對咸豐的不滿。所以他說完這段話後，連忙跑進內室做反省的功夫，他要把這“不誠”祛除。
在家守喪兩個多月後，眼看假期將滿，曾國藩出其不意地向咸豐再請假，聲稱要在家守三年之喪。這是儒門家風，連皇帝老兒都不可更改。可問題是，當時有三年守喪的規定，也有奪情的先例。所謂奪情，就是不讓你守三年之喪，趕緊出來工作，這就是移孝作忠。
咸豐下聖旨給曾國藩，咱們可是說好的，就給你三個月假期，你不能出爾反爾，眼下長毛賊還沒有被剿滅，國家正是用你這種人才之際，你怎麼可以退縮不前？
曾國藩接了這道聖旨，先是昏昏然，接著就是飄飄然。啊呀，看來皇上還是需要我的，你看他言辭中那種“離開我就活不下去”的架勢，既然我是你的寶，那我就要跟你討價還價了。
曾國藩純粹是出於委屈和衝動，向咸豐皇帝攤了牌。當然，儒家很講究含蓄保守，所以他不能一上來就談條件。而且即使是談條件也不能明碼標價，他要循序漸進，旁敲側擊地開始。
1857年六月初，曾國藩向咸豐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瀝陳辦事艱難仍肯終制折》，在這道奏摺中，他淋漓盡致地說了不願回江西軍營，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點：
一是手無軍權。他說自己率領的湘軍屬於臨時招募的官勇，不是國家正規軍，所以雖能征善戰，而有功人員卻不能像國家正規軍一樣補授實缺。他本人簡直丟臉丟到家了，即使是補授小缺這樣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須向當地巡撫求情，久而久之，很難取信部下、鼓舞士氣。
二是手無政權。他不無痛苦地說，他以兵部侍郎職務帶兵，在地方上處於虛懸客位，既無政權、財權，又沒有賞罰之權，所以處處掣肘，時時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臉腫，我的面板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壓抑而得的。兵餉沒有保障，常常受到斷餉的要挾。
三是沒有欽差大臣的頭銜。曾國藩悲痛萬分地說，我是以團練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戰的聖諭，並沒有欽差赴某省辦理軍務的正式命令，更沒有正式印信。所以處處受到地方督撫的歧視、刁難與排擠，有人甚至故意藉此奚落，讓我窘迫難堪到極點。
不說了，什麼都不說了。曾國藩在信的最後直接地闡述中心思想：領導湘軍的人必須要有軍權、政權和欽差大臣的頭銜，否則很難擊敗長毛。而我是個三無人員，所以我回江西前線毫無意義，請皇上還是讓我在老家守孝吧。
這意思已再明顯不過，要想讓我曾國藩出山，必須給我權力。
後來很多學者們都說，曾國藩這次上疏太不明智，險些葬送了自己的後半生。但換個角度想，曾國藩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舉，而為何明智，連當時的他自己都無法知道。他爭的那些權力，表面看是為自己，實際上是在為湘軍爭。這就是後來湘軍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隨他，將他奉為神明的原因。做領導的，什麼領導力、執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關鍵的就是為屬下們爭利。做到這點，人心就盡在掌握。
咸豐和他的狗頭謀臣們顯然沒有注意到這點，而是一眼看到曾國藩在為自己爭名奪利。咸豐氣沖斗牛，對謀臣們說：“曾國藩這是想讓我違背祖訓，授予一個漢人兵權啊。他是不想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