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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首先出現在俄羅斯，1919年又出現在德國，恰好及時地助長了在德國日益增長的反猶情緒。新聞界和政府官員既把猶太人視作進行高利貸盤剝、使德國經濟瀕臨破產的金融投機販子，又把他們稱做共產主義的急先鋒，一心想推翻私有制社會，剝奪一切私有企業。令人驚訝的是，反猶太主義竟然蔓延到德國藝術界，就連利哈德&iddot;華格納這樣傑出的音樂家，也公然宣稱他本人蔑視猶太人。即使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反猶太主義也已達到相當規模：當時，在德國的初等、高等教育中，種族純潔和猶太人是傳染物的挑唆、汙衊性論調，已成為必修課中的信條。死亡天使門格爾最終墮落為納粹戰犯，與他在大學裡學到德國東方學家保羅&iddot;德&iddot;拉加德的著作不能說沒有關聯。拉加德告訴他：你們應切記，那些&ldo;出於人道主義而為猶太人辯護，或者對於消滅那些高利盤剝的寄生蟲心慈手軟的人們的危險性……與旋毛蟲和桿菌之類的害人蟲沒有什麼好商量。他們早已不可救藥，把他們消滅得越快、越徹底、也就越好。&rdo;德國農業專家瓦爾特&iddot;達雷之流又為猶太民族低劣說提供了堅實的&ldo;科學根據&rdo;。在其著作恤與土地》一書中，他把庸俗的優生學應用到人類中來。因此，他不久就得到黨衛軍領袖希姆萊的重視，後來親自提升達雷擔任黨衛軍&ldo;種族與殖民局&rdo;的主管。本世紀30年代，儘管歐洲、北美洲許多國家都存在相當嚴重的反猶太主義情緒（包括美國），但是，只有在德國這樣的法西斯專政的國度，納粹分子才得以藉助強權和暴力，把反猶太主義由某些極端右翼組織的胡作非為轉變為強力約束全國民眾的政府行為。
其二是政治原因。在飽受欺壓迫害的歐洲各國猶太人當中，往往產生傑出的廣有影響的民主革命領袖與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他們成為各國反動統治者的心腹大患。19世紀俄國內政大臣普列維曾經憂。乙忡忡地說：&ldo;革命幾乎就是一種猶太現象。&rdo;在蘇維埃俄國早期的革命領袖中，曾經有近半數是猶太人，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維爾德洛夫、拉狄克等。在1919年3 月匈牙利革命中，蘇維埃政權的主要負責人當中，包括第一把手庫恩&iddot;貝拉在內，有近半是猶太人。被希特勒之流切齒痛恨的德國1918年11月革命，其最堅定的領袖羅莎&iddot;盧森堡也是猶太人。就連非共產主義者的德國進步作家艾利希&iddot;雷馬克和阿爾弗萊德&iddot;多布林、劇作家恩斯特&iddot;托勒爾（他還是1919年巴伐利亞蘇維埃革命政權的領導人之一）、思想家埃利希&iddot;卡萊爾等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戰士，也都是地地道道的猶太人。因此，德國的反動勢力自然而然地把猶太人同布林什維克密切聯絡到一起，認為殺盡了猶太人自然意味著消除了革命的隱患。20世紀20‐‐30年代之交，正是德國兩種命運、兩種前途進行生死決戰的關鍵時刻：1929‐1932年，德國的工業產值下降了 52 ．2 ％， 業生產能力閒置了 60 ％，出口減少 58 ％，進口減少 65 ％；國民收入由760 億馬克驟減至450 億馬克，國債卻上升到140 億馬克；1932年，全德失業人數超過800 萬人，居歐洲各國之首；工人、農民的平均收入至少降低了一半。在這種苦難的形勢下，越來越多的群眾選擇了革命的道路。在這4 年間，德國i 人的罷工鬥爭累計超過1000次，較之以往成倍增長。在有些地方，工人的鬥爭甚至形成旨在推翻資本家階級統治的武裝暴動。自感身家性命受到共產主義嚴重威脅的壟斷資產階級和容克大地主集團，不擇手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