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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邊哭邊喊,說劉國鋕、陳然你們在哪兒啊,我們不是說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們要抬著我們的紅旗,含著自由的熱淚,一起衝出去嗎?”57年後說起這句話,郭德賢依然淚水漣漣。
革命志士慘遭屠殺的訊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斂遺體,清理遺物。
12月14日的《大公報》報道了人們在電臺嵐埡挖掘烈士遺骨的情形。“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屍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志士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
聽,歌樂山在哭泣(2)
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調集到歌樂山下。兩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綢裹屍。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只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
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餘位烈士長眠於此。他們的姓名和頭像被鐫刻在墳塋後的石牆上。1961年,根據渣滓洞和白公館裡的真實鬥爭創作而成的小說《紅巖》問世,已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它還被不斷地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戲劇、歌劇,幾十年來經久不衰、感動依舊。若問其中的原因,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早就回答過:“《紅巖》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
叛徒和特務的下場(1)
那些出賣、殺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務後來的命運又如何呢?
先說劉國定和冉益智。一個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一個是副書記。這兩人身居要職,卻在被捕後雙雙叛變,致使重慶乃至整個四川地區的地下黨遭受嚴重破壞。劉國定覺得自己官大,還和特務討價還價要當少將,掛了箇中校軍銜,最終升為上校。被劉、冉二人直接或間接出賣的地下黨員,大部分犧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館。
重慶解放前,劉國定苦苦哀求保密局頭子毛人鳳讓他去臺灣,自然被毛人鳳一腳踢開。他又籌措路費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錢,只好先逃到成都,後來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慶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脫險同志登記處”,厚著臉皮找羅廣斌要求登記,被脫險同志認出,一頓訓斥,叫他趕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個月後,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國民黨軍統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當時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於立功表現,他一見冉益智就喊:“你這個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務!”兩人邊叫罵邊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邏的解放軍發現送進了公安機關。
1951年,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臨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將屍體“棄之於荒郊,與草木同腐”。
叛徒任達哉出賣了許建業,為敵特的大破壞立下“首功”,但仍被視為“###分子”關進渣滓洞,死於“11?27”大屠殺。塗孝文和蒲華輔“守住了最後一道防線”,沒有再繼續出賣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務槍殺。至於出賣了冉益智的餘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黨員,不能以叛徒論處,被送往農場接受改造。
那些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看守特務也沒能逃脫法網。白公館副所長楊進興後來改名楊大發,潛逃到四川南充縣青居鄉。在那裡,他換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幾畝地,當起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後來的減租退押和土改中,楊進興狠鬥地主階級,因此被評為貧農,分了田地,還當選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