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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抓到了一名經常出入蘇聯使館的交通員，這人叫李大成。特務們把李大成押到前門內順成街警察署司法處，警察局偵緝處長吳鬱文親自審訊，軟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況稀里嘩啦全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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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脫身機會（1）
進入4月，內外情況都摸清楚了，敵人隨時可能收網。但直到最後一刻，李大釗其實還有脫身機會。
張作霖一直有個很大的顧慮：全副武裝衝進去抓人，這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歷史上尚無先例，就算是打著“討赤”的旗號，列強們能答應麼？為防橫生枝節，張作霖決定先派人與蘇聯之外的各國使館聯絡。
4月4日，直魯聯軍的總參議楊度聽到了一條驚人的訊息。
楊度，字皙子，民國時期的名士。他組織過為袁世凱稱帝鼓吹的“籌安會”，也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高官，此時是聯軍總參議，暗地裡卻幫著國民黨在各軍閥之間周旋。那天，楊度去北京太平湖飯店參加朋友女兒的婚宴，正好碰上了當過外交部總長的汪大燮。楊度有意無意地攀談：“外交方面可有新聞？”汪大燮回答：“亦可說有，亦可說無。”“此話怎講？”楊度追問。汪大燮說：“張大帥已經派我與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進入俄國兵營搜查，望各國公使諒解。”
得知此訊，楊度找了個託辭，趕緊離席。
汪大燮並不知道，楊度早在1922年就在孫中山家裡結識了李大釗，還常常利用自己的關係，幫助李大釗瞭解軍政內幕。俄國兵營裡住著李大釗，楊度是知道的。當晚，楊度就把從汪大燮那裡聽來的訊息告訴國民黨北京特別支部書記胡鄂公，並傳進了俄國兵營。據說，接到訊息，4名革命者馬上離開了俄國兵營。可惜的是，李大釗卻沒有走。
李大釗為什麼沒走？對這個問題，80年後幾經爭論，迄無定論。
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釗先生傳》裡提到過王德周（追隨李大釗多年，當時是黨在天津的負責人）的一段回憶：“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談，北方區辦公地點需要趕快想辦法，因為在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以內，去進行打倒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事情，應趁早遷出。當時李先生的答覆是，不要太膽小了，中國軍閥看帝國主義，那是無上的，東交民巷，不容許中國武裝入內，是載在條約上的，哪能例外呢，他們對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絕不是問題的全部。李大釗之女李星華回憶：“那些日子裡，父親格外忙。我們住的那座院落後面，有一個僻靜的小院子。父親和他的同志們在那裡生起一個小火爐，一疊疊的檔案被父親扔進熊熊的爐火中。”星華常常蹲在旁邊呆呆地看著。那些書籍和紙片扔進爐子後，立刻冒起一股濃煙，隨後“忽”地一下燒著了，變成一些深灰色、淺灰色的蝴蝶飛了出來，在空中不斷地飄舞盤旋。
既然已經在銷燬檔案，就說明已經做了最壞的準備。在王德周的印象裡：“二十八號小門裡（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並不是毫無準備，把所有檔案，放在炸藥的下邊，在小門裡邊看著，如果特務們來了，或發現槍聲，就馬上用電流通電把它們都燒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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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脫身機會（2）
其實，早在楊度之前，就不斷有同志、學生、親人、友人勸李大釗離開北京，也不斷有人在李大釗的安排下到南方參加北伐戰爭，或者被派往蘇聯學習。李大釗卻總說：“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誰來做呢？”
這個“事”是什麼事？今天已無從知曉。它可能是指策應北伐的各項工作，也可能是某件具體事情。但它一定與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大業息息相關，與北伐戰爭的成敗息息相關。與它相比，李大釗覺得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