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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共產主義和一切不符合軍閥心意的言論都成了殺頭的罪名。《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編林白水先後遇害。400餘名愛國學生上了被通緝的黑名單，說他們有“赤化嫌疑”。受軍閥掌控的憲兵團、軍警和密探增加了4萬餘人，他們在京城的學校、報館、機關、郵局裡四處打探，聞風而動。一時間，北方群眾運動陷入低谷，革命領導人紛紛南下。
儘管如此，奉系軍閥張作霖“討赤”的心意仍不滿足，這位“討赤聯軍總司令”自從1926年6月進京之後便執掌了###，年底又自我擢升為“安國軍總司令”。他早就和軍閥頭子們商量好，將捕殺邵飄萍、李大釗等人列為特別緊迫的軍事行動。
張作霖等軍閥頭子對李大釗的痛恨是與恐懼交織在一起的。
1924年北京政變之後，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四面受敵，東有張作霖，西有閻錫山，南邊還有吳佩孚的人馬。危急下，多虧李大釗及時出面，透過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懇請蘇聯提供軍火援助。有了李大釗的奔走，國民軍不斷擴充軍源，並得到蘇聯軍事顧問的指導，這才具備了與北方軍閥相抗衡的資本。
當時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時期，李大釗兼任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長，領導著京、直、魯、豫等北方15個省區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工人、農民和學生運動。北方群眾運動一波連一波，高潮迭起。軍閥們當然將李大釗視作北方的頭號“赤敵”。
眼下，邵飄萍已然被除掉，李大釗又在哪裡呢？張作霖覺著骨鯁在喉。
李大釗當時並沒有離開北京，就待在東交民巷，距離被張作霖當做大元帥府的順承王府不遠。
自打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以後，東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國駐華使館區和兵營的所在地。據《辛丑條約》規定，中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入，若要進入，必須解除武裝。所以，東交民巷成了落難國人的避風港。變法失敗了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去過；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儀去過；“辮帥”張勳被討逆軍追得無處可藏時也去過。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嚴令通緝李大釗等人，說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為了躲避通緝，李大釗帶著兩黨機關以及一家老小，搬進了蘇聯使館地界兒上的俄國兵營（現在的“蘇聯豁子”巷以西），此後再也沒有公開露面。
法日使館“舉報”
蘇聯使館東邊、隔著御河就是日本使館。站崗的日本衛兵最早注意到蘇聯使館不大對勁兒，常有中國人頻繁出入。他們覺得奇怪，但也不明其理。蘇聯使館的西邊毗鄰一家法國醫院，這家醫院的工作人員聽到隔壁俄國兵營的院子裡半夜老有動靜，有什麼人深更半夜裡講話和爭論，彷彿忙得顧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國兵營裡的李大釗的確很忙。彼時，國民軍與“討赤”聯軍正在北京南口鏖戰，奉直晉三大軍閥的42個師、47個旅、890門大炮、946挺機槍、59萬人馬陷在南口的崇山峻嶺間。同時，國民革命軍從廣東誓師北伐，很快打到湖南，直逼武漢，銳不可當。
當時的中國亂成一團，從北到南，一路戰火不休，資訊不暢。堅守北京的李大釗就成了連線南北革命鬥爭的關節點。一條條軍事情報、政治情報匯聚到俄國兵營裡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轉出去。情報的正面寫上些不相干的話，背面用牛奶書寫，火一烤才顯得出字跡。
北方革命力量此時的發展也如火如荼，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產黨黨員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國民黨黨員由2200多人發展到4300多人。就連張作霖的大帥府裡，也發展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大帥府秘書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