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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藻，廣西人，是故相滿人鄂爾泰的門生，累官內閣學士，時為湖南學政，所著《堅磨生詩鈔》，被乾隆細加撏撦，從書名到字句，一一吹求，認為皆含譏刺怨悵，對國號、對時政，都肆為誹謗，連他所出的考題《乾三爻不象龍說》也解釋為是對&ot;乾隆&ot;諧音廋義式的低毀（等於說弘曆是&ot;望之不似人君&ot;了！），而鄂爾泰之侄鄂昌，身為&ot;滿洲世僕&ot;，曾官居廣西巡撫，不但對廣西人胡中藻的&ot;悖逆&ot;不加糾舉，反而&ot;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ot;，是為罪不容誅。結果胡中藻以&ot;違天叛道，覆載不容&ot;被殺，鄂昌以&ot;負恩黨逆&ot;勒令自裁（當時的說法，是&ot;賜自盡&ot;）。在此案內被掛累的還有宗室詩人塞爾赫的《曉亭詩鈔》。因此傳諭八旗：&ot;務崇敦樸舊規，毋失先民矩矆；倘有託名讀書，無知妄作，侈口吟詠，自蹈囂陵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ot;及胡、鄂一案既結，又下了一道命令，說道：
滿洲本性樸實，不務虛名；即欲通曉漢文，不過於學習清語技藝之暇，略為留心而已。近日滿洲薰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並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殊屬惡習！……（鄂昌）又以史貽直系伊伯父鄂爾泰同年舉人，因效漢人之習，呼為&ot;伯父&ot;，卑鄙至此，尚可比於人數乎！？此等習氣，不可不痛加懲治。嗣後八旗滿洲須以清語騎射為務，……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著通行曉諭部院八旗知之。
從此，八旗滿洲連作詩學文也要犯罪，和漢人文字往來、朋友交契、論弟稱兄，都是&ot;國法&ot;所不容了！
請看，封建統治者就是這樣地摧殘文學活動、挑撥離間滿、漢人之間的關係。例如滿洲人舒坤在批註《隨園詩話》時就說過：&ot;時帆詩才，為近來旗人中第一。嘗以京察引見，高宗（乾隆）惡其沾染漢人習氣，不記名。&ot;時帆，即內務府包衣旗人蒙古法式善，是旗人中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其實，要講&ot;沾染漢人習氣&ot;，那乾隆本人應該是毫無愧色地身居天下第一，他無時無地不在題詩作字，筆墨遍處濡染，古人字畫捲軸上，名園湖石山坳裡，都有他的&ot;疥壁&ot;的御筆宸翰。這真是&ot;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ot;了。
上述的這類事實，過去的歷史家能夠注意的，大都也只作為片面強調清代滿、漢民族矛盾、旗人壓制漢人的跡象和事例來看待，而往往忽視了這些跡象的內在真實意義，不能從八旗滿洲集團內部分化以及滿漢匯流的更重要的一方面來理解歷史，因而也就難以解釋在乾隆死後的十多年上、嘉慶正在申禁宗室、覺羅人等與漢人結婚的時候，就發生了&ot;林清犯闕&ot;的大事變（註：在前此（嘉慶八年）已有&ot;孤身男子&ot;御廚子滿洲人陳德（一作成得）持刀&ot;犯駕&ot;的&ot;異事&ot;發生了。陳德即八卦教徒。）--畿南的八卦教首領林清，聯合了滑縣的教首李文成，獲得了漢軍旗人曹綸、曹福昌父子的策應，並有宮內太監劉得才、劉金、張太、閻進喜等多人和御書房的蘇拉（白身閒散滿洲人供役者）作為內應，僅數十人就打入皇城，直指大內。這事件，雖然計劃欠周，行動過於草率，也竟使皇室王公近侍等竭二日一夜之力，才搜捕&ot;平定&ot;，統治寶座幾乎一旦傾覆，震動遠近；以致嘉慶（起初都不敢再回到北京來了）下&ot;罪己詔&ot;，不得不承認說出&ot;寇賊叛逆，何代無之；今事起倉卒，擾及宮禁，傳之道路，駭人聽聞！非朕之涼德，何以致此？&ot;的實話。--這絕不是突然而起、偶然而生的事故。這是統治集團嚴重分化最有力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