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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裡更能看到，清代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他們入關後的初期，還是民族矛盾；事到乾隆一朝，問題雖然也還包括著民族矛盾，但主要矛盾已經是階級矛盾了。八旗集團本身就是由上層旗主、旗兵來壓迫、剝削下層的。下層旗兵和並不&ot;披甲&ot;當差、只進行農業生產勞動的旗民（稱為&ot;餘丁&ot;），受到殘酷的專制統治和盤剝，因此用種種方式進行反抗，如逃亡，謀求出旗，抗租，乃至個人行刺統治主，最後參加有組織的武裝起義。只有從階級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旗人分化和滿漢匯流的原因和意義。
這裡並不是要說曹雪芹&ot;就是&ot;曹綸的&ot;先人&ot;，或者曹雪芹就一定具有和曹綸一模一樣的&ot;天理教徒思想&ot;，而只是來說明，要想探討曹雪芹這樣的包衣旗人的思想面貌以及產生那種思想的各方面的根源，瞭解當時八旗人的分化情況是有其參考意義的：正是在那個時代的處於激劇變化中的下層旗人中間，才有可能產生像曹雪芹這樣的思想家和作家。而值得特別提到的是，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張宜泉，從他的《春柳堂詩稿》裡所流露的若干跡象而看，就是在思想上非常&ot;偏激&ot;的一個漢軍或內務府包衣旗人。關於這點，我們將在後面談到。
（註：另一滿洲小說家和邦額的事例，可供研究參證。蔣瑞藻《花朝生筆記》說：&ot;乾隆間，有滿洲縣令和邦額者，著《夜談隨錄》一書，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粗獷，殊不及也。然記陸生柟（按可參看本書第三節引者）之獄，頗持直筆，無所隱諱，亦難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嘯亭雜錄》雲，&039;和邦額此條，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論劾者，可謂僥倖之至。&039;又雲，&039;其記與狐為友者雲，與若輩為友，終為所害。&039;&ot;用意荒謬（按此當指和邦額以&ot;狐&ot;隱&ot;胡&ot;，&ot;若輩&ot;即指滿洲&ot;胡人&ot;之意）。&ot;禮親王著書，安得不雲爾？抑人之度量相越，何其遠也！&ot;（見《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和邦額實亦內務府籍，永忠的詩稿中有他的題句。）
十一 正邪兩賦
曹雪芹不一定就有&ot;天理教徒思想&ot;，他也未必會是能夠挺身執刃、實行&ot;犯闕&ot;的那種英雄人物；可是他卻具有另一種型別的&ot;叛逆&ot;思想和性格，同樣值得我們注意。沒有了這種思想和性格，他之寫作《紅樓夢》小說便成為不可能的、難以想像的事情了。
他這種思想和性格是什麼樣子的呢？要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結果應該是一部稱為《紅樓夢主題思想研究》的厚厚的專著（因為《紅樓夢》是這個作家留給我們的唯一的一部著作），這冊小書實在是無法包括這個巨大工作。但是我們這裡如就一兩點來談談，卻是可以而且也應該的。
讀者都記得，《紅樓夢》開卷不久，就寫下了以下一段重要的話： 雨村道：&ot;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沛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盪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