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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從這次重逢為始，直到次年的夏秋之際，敦敏、敦誠二人同訪雪芹於其山村，賦詩紀事，那詩中的主要內容也還沒有離開這一點，兩人異口同聲地寫出&ot;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ot;&ot;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ot;的聯語來。這絕不是什麼偶然的現象，強有力地證明瞭我們上面的推想。--如其不然，如果這都是泛泛憶舊的話，那麼他們相識已久，於雪芹家世談習已多，既非近事新聞，又何至於每次相見就只是重複這個雷同的話題？那不是太頻數（shuo）可厭了嗎？ 所以，我們有理由疑心，曹雪芹這次像是曾到南京&ot;老家&ot;一帶去過（註：參看周汝昌《曹雪芹和江蘇》（《雨花》1962年第8期）。又頃蒙阿英同志見告：吳蘭徵《絳蘅秋》傳奇（嘉慶十一年丙寅撫秋樓刊）序中言及曹雪芹曾到南京，可供參考。），帶回來豐富的見聞，也增添了更深刻的感慨。 同時再考察脂硯齋在庚辰秋月，正是&ot;四閱&ot;《石頭記》的一次大評訂已畢的時候，前此一段時間，也正像乘雪芹不在，故而得間為之批閱整理；批語裡有些話，也流露了雪芹出外未歸的語氣。這事情似乎是有跡象可尋的。 至於雪芹遠出的詳細情由，看來敦敏是無意記載，諱莫如深。--他弟弟敦誠後來在敦敏詩集稿本上甚至連這首詩都不願選存，竟用墨鉤將詩鉤去。其中的事故，也可能很有關係。可惜我們此刻都無從進一步瞭解了。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是在乾隆二十二年，第三次是在乾隆二十七年；雪芹的南遊，在二十四、五兩年，似和南巡沒有直接關涉。我此刻設想，他南遊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家曾在南京六十年之久，曾有遠族或親戚隨住落戶，曹頫本支抄家北歸之外，尚有遺在南方的；或者雪芹此行，是因先世的家務私事（如抄家時還有外人欠他家的三萬二千兩的債權，由此可推，其他較細碎的事項、歷久猶存的關係，或許不免），得老親舊友的牽緒，而前往料理，也未可知？一是曾隨別人，在江南作過事情。 近年鎮江地方，出現了曹雪芹曾經南行，在瓜洲鎮江之間因天氣阻渡停留，繪畫贈人的傳說，似非巧合（註：此事鎮江江慰廬先生有詳細報告文章。略參《紅樓夢新證》793-794頁。）。 如果所推近實，則這次南遊，閱歷山川，憑弔舊跡，聽話往事，無往而不是對他深有感觸的寶貴史料，同時也豐富了他的生活和思想。這些，對他寫作後半部《石頭記》是會起著巨大作用的。 曹雪芹歸來以後，和敦敏、敦誠的過從更加頻繁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末秋初之際，敦氏弟兄二人曾到山村來訪他，他曾留飲，各有題詩為紀（註：參看《紅樓夢新證》1日版431、432頁，新版735、736頁。（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八種》以為我把這次兄弟同訪之事是定在&ot;冬&ot;日的，因而說那是錯的。實則我並未有此說，我所謂&ot;冬&ot;是指敦敏當年另一次的&ot;訪曹雪芹不值&ot;而言。原文敘次標點甚清，可復按。））。同年冬天，敦敏又曾來訪，恰值雪芹外出，那時正是天陰日暮，野水寒雲，詩人未歸，門庭蕭寂，敦敏對此情景，不勝悵悵之懷，因而有作。那詩寫道： 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煙薄；
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
雪芹就是在這種荒寒淒寂的世界裡過著他的坎坷但是不尋常的生活，繼續著他的寫作《紅樓夢》的偉大事業。
二十六 南 遊
雍、乾之際的最有聲望最得民心的地方大吏有二人：尹繼善和陳宏謀。尹繼善是滿洲人，姓章佳氏，隸廂黃上旗，父親尹泰，也是官至大學士，所以舊日文人的話是&ot;兩世平津&ot;；尹繼善的女兒又嫁了乾隆的第八子永璇，國戚皇親，家門貴盛。他的府邸就在京師西城大護國寺和什剎海之間的定府大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