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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兩回事，身份殊異，在研究旗人時最應注意分辨。參看楊鍾羲《來室家乘》敘其先世本為內務府旗，因召見時不善滿語，奉旨貶入漢軍旗的事例。（在歷史上，僅康熙時三藩期間曾有把個別漢軍安插於內務府當差的事例，雍正時編整漢軍時曾以內務府包衣人撥補其上三旗的不足數額。）關於這一點，有兩種情況應該說明：一種是根本不清楚這種區分的，誤認曹家為隸於&ot;漢軍旗&ot;；一種是以為內務府的漢姓既可稱&ot;漢軍&ot;，又可稱&ot;滿洲&ot;，&ot;實質上完全一樣&ot;，而且說，這樣使用名詞，&ot;絲毫不發生混淆&ot;。但這後一主張是想拿較晚的誤稱事例來說明問題的，殊不知這正是混淆以後的情況。我們不應當以誤證誤。更重要的是，我們承認歷史上有混稱之事例是一回事，研究辨析它們的異同則是又一回事，而這後者才是我們的責任。），而且也說明瞭他在&ot;思想感情&ot;上已不把這些老早合入滿洲、世代隸屬滿洲旗下、滿化既深且久的奴僕們再當&ot;自家人&ot;看待，而要歸到&ot;漢軍&ot;範圍以內去計算了。這一點，無疑也反映了包衣人的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分化因素。
在這同時期的另一方面，如上所說，乾隆上來就整頓旗務，修輯滿洲《通譜》，然後就開始定出滿洲郎中保道員，滿洲進士準許選任知縣，奉天州縣選用旗員，宗室準取進士等規例；屢次諄囑宗室、八旗人等&ot;親親睦族&ot;，提倡滿洲舊俗遺風，並&ot;御製&ot;《盛京賦》以發滿洲的&ot;祖宗之心&ot;……。一系列的事實，都證明乾隆自己確是在極力製造滿、漢和旗、民之間的軫域。用滿洲為府縣親民之官的新辦法，使給事中楊二酉十分憂慮，上疏諫議；接著，便發生了杭世駿的事件--他因為考選御史，在時務對策中表示了&ot;意見不可先設，軫域不可太分，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ot;的意見，乾隆乃斥杭世駿為&ot;懷挾私心，敢於輕視（滿洲）若此！&ot;交部嚴議，結果竟然因此革職。這是清代歷史上的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註：參看龔自珍的《杭大宗逸事狀》：&ot;大宗下筆為五千言，其一條雲：&039;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039;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乙酉歲純皇帝（乾隆）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039;汝何以為活？&039;對曰：&039;臣世駿開舊貨攤。&039;……上大笑，手書&039;買賣破銅爛鐵&039;六大字賜之。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湖上，上顧左右曰：&039;杭世駿尚未死麼？&039;大宗返舍，是夕卒。&ot;其文極冷雋深刻之致。杭世駿所以為乾隆所惡，也因為他曾反對屢次南巡。）。 但是事件並不像封建統治者所設想的、設計的那樣單純，他的種種處心積慮、設閾防閒，都不能阻止滿、漢兩大民族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匯合的趨勢，對滿人的優待、偏袒的措施也並不能消除他們對當前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的不滿和憎厭，--這後者也就是滿洲、漢族匯合的共同思想基礎之一。到乾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鄂昌一大案件，典型地說明瞭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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