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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縣知事，是當時著名的酷吏。袁世凱派金永到山西任要職，無疑是作為一柄殺手鐧使用的。果然，金永出任山西巡按使後，憑靠袁世凱作後臺，飛揚跋扈，拼命為袁世凱效犬馬之勞。金永不僅管轄山西民政各官及巡防警備隊，而且受袁世凱政府的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及司法行政。金永主要為袁世凱做了三件事：一是捕殺革命黨人，二是威懾和監視閻錫山，三是搜刮民脂民膏。在捕殺革命黨人方面，由於袁世凱授意金永務必將原同盟會會員捕拿淨盡，所以殘暴的金永便在山西肆無忌憚地捕殺同盟會員，不僅將李鳴鳳、景定成的好友郭朗清槍決，而且濫捕濫殺了許多革命黨人和無辜的群眾。為此，他被人稱為“金屠戶”。在威懾和監視閻錫山方面，金永為對付握有軍權的閻錫山，首先成立了3個警備隊（隊相當於團），後又陸續擴大到11隊，還編練了馬隊4營，建成了一支足以與閻錫山相抗衡的武裝力量。其次，他還不斷派其警備隊向閻錫山的督署挑鬥，使太原城內風聲鶴唳，幾成草木皆兵之勢。另外，金永還不斷試探閻錫山是否忠於袁世凱，特別是在他得知袁世凱有帝制自為之意後，更加強了對閻錫山的戒備和監視。在搜刮民脂民膏方面，金永利用其手下的人，或藉口私藏槍械，或誣為圖謀不軌，任意沒收商戶與富戶的財產，以飽私囊。同時，他以徹底清理全省財政為名，廣設徵收厘稅捐的局卡，巧取豪奪，將盤剝來的大量錢財報效袁世凱北洋軍閥政府。在金永的殘暴橫行之下，當時的山西暗無天日，民不聊生。
金永禍晉期間，閻錫山為了取信於袁，保住自己的權位，對袁世凱派來的打手金永採取了以屈求伸的韜晦策略。 公開場合絲毫不去得罪金永，而且在金永面前，假裝無能，故意顯示自己對權利不感興趣，以使金永把他認作是庸碌無能之輩，容易對付，不足為慮，只是在暗地裡進行了一些鬥爭。如他暗囑平陽鎮守使董崇仁與金永的警備隊統領相對抗。董與金永均與袁世凱有舊，因而互相向袁攻訐對方等。對於金永濫捕濫殺革命黨人，閻錫山表面上也不敢稍予反對，僅施暗裡保護。據南桂馨回憶：“此時，正在賦閒的原督署軍馬處長楊彭齡，甚為金永所注意，岌岌可危。閻令我轉楊，請他離省回魯，並由閻助資五千兩遣行，始免於難。” 又有一次，金永開了一個過去曾參加革命的名單，內有谷思慎、續桐溪、弓富魁等30餘人，讓閻扣捕，交他審訊，閻於扣捕之前，密告了這些人，讓他們先行逃走。閻錫山對於金永的威懾和監視，則採取忍讓的態度。他對金永編練擴充警備隊，明知是分他的軍權，不僅取放任的態度，而且還對軍事故作漠不關心之狀，一切委託軍政司司長黃國樑處理。閻錫山在部屬向他請示軍事問題時，照例的回答是“找紹齋（黃國樑的字）去”。 這樣，久而久之在太原出現了只知有黃國樑，不知有閻錫山的怪現象。這就使金永認為閻錫山不過是無能之人。同時，閻錫山每談到袁世凱時，總是恭順備至，更使金永認為他是忠於袁世凱的，沒有什麼異心。閻錫山這種工於心計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瞞哄了金永。閻錫山對於金永的橫徵暴斂，更是聽之任之。因為金永這麼做的後果，只能激起人民對他的不滿和反抗，而這正中閻錫山的下懷。
閻錫山對金永採取的這種以屈求伸的策略，既得袁世凱的部分信任，牢牢掌握住了山西的軍事大權；又使金永認為他平庸無奇，因而更為放肆妄為，使人們將所有怨恨均集中到金永的頭上，以致在袁世凱一死，金永不得不馬上逃離山西，從而為自己兼攝民政大權創造了“伸展”的條件。
二、媚袁固位 佯裁晉軍
太原辛亥起義後，山西雖將原新軍兩標擴充為四標，但因抗擊清軍損失了大半。閻錫山北逃時，隨他到綏遠、包頭的軍隊僅1000餘人及吳祿貞餘部數百人。他在組建起都督府後，即著手整編軍隊。他仿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