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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杜甫落第那一年，唐玄宗封禪泰山，隨從數百里不絕，封禪禮畢，玄宗親筆撰書了標榜自己功德的《紀泰山銘》，刻在岱頂大觀峰的峭壁上，即今「唐摩崖」。儘管唐玄宗貴為天子，為鐫刻此銘，動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削壁為碑，據說自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者，但最終只是為泰山留下一處勝觀而已，其標榜功德的目的並未達到。那篇銘文究竟講些什麼，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很少有人想知道。至於隨同玄宗前來的達官貴人所作的眾多詩文，更是湮沒無聞了。而當時一個落第青年詩人的詩篇，卻眾口傳誦，經久不衰，這是唐玄宗封禪之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司馬遷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報任少卿書》）曹丕稱詩文為「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從杜甫的遭遇看，確實是這樣。
詠馬
詠馬
唐太宗貞觀十年（636），文德皇后長孫氏去世，詔令當時著名畫家和工藝家閻立德設計營造昭陵，並雕刻「昭陵六駿」，列置於昭陵北麓祭壇內。其中兩駿（拳毛□、颯露紫）後被盜往美國，存費城大學博物館，其餘四駿（白蹄烏、青騅、特勤驃、什伐赤），現都陳列在陝西省博物館內。這些石刻駿馬，線條簡潔有力，造型栩栩如生，神態矯健遒勁，望之生氣勃勃。「昭陵六駿」能在唐代出現絕非偶然。據史載：「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新唐書?兵志》）「六駿」都是曾隨唐太宗南征北戰的駿馬。至唐玄宗開元年間，牧馬尚有四十餘萬匹，所謂「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方分屯隘秦川，四十萬匹如雲煙」（蘇軾《書韓幹牧馬圖》）。在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詠馬、畫馬、刻馬，也就成了一時的風氣。
清代方南堂說：「詠物題極難，初唐如李巨山多至數百首，但有賦體，絕無比興，痴肥重濁，止增厭惡。惟子美詠物絕佳，如詠鷹詠馬諸作，有寫生家所不到。貞元、大曆諸名家，詠物絕少。……元和以後，下逮晚唐，詠物詩極多，縱極巧妙，總不免描眉畫角，小家舉止。」（《輟鍛錄》）確實，摹形寫狀，繪影描神，刻劃逼真，形容痛快，尚非詠物詩的極致。杜甫的詠馬詩，所以能精湛卓立，獨步千古，全在氣魄雄偉，寓意深刻，感慨淋漓，神氣勃然，都從大處著筆，不落纖巧家數。
杜甫筆下的馬，都有著鮮明的個性、深沉的感情，都帶著他的現實感慨，寄託著他的理想抱負。詠馬，實際上是詩人表現自我的一種形式，是在為自己寫照。如早年作的《房兵曹胡馬詩》，前半寫馬骨相非常，格力不凡，後半言其驍騰無比，顯出一副血性，落筆有飛行萬裡之勢，一望可知是年少氣盛之作。杜甫前期的詠馬詩，其根本精神都集中在「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房兵曹胡馬詩》），「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高都護驄馬行》），「一聞說盡急難才，轉益愁向駑駘輩」（《李鄠縣丈人胡馬行》）這幾句詩中。有橫行萬裡之志、越澗注坡之能，臨陣無敵，所向辟易，急人所難，拯危脫險，生死不負，以建奇功。這既是詩人所讚頌的馬德，也是他理想中的人格。明人張□說：「凡詩人題詠，必胸次高超，下筆方能卓絕。……如此狀物，不唯格韻特高，亦見少陵人品。若曹唐《病馬》詩：『一朝千里心猶在，曾敢潛忘秣飼恩。』乃乞兒語也。」（錄自《杜詩詳註》）確實，唯有杜甫才有這樣的氣質，才能寫出如此矯健豪縱、神旺氣足的詩句。
「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昔遊》）。儘管杜甫以天馬自居，抱負不凡，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一直蹭蹬不遇，致使騏驥伏櫪，空負千里之志。「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高都護驄馬行》）這幾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