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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我，楊光現在他肯定還在北京體育學院的足球賽場上仍在馳騁，可現在，他齊茬咔嚓地一下就被毀了。從現象上看，我是直接改變了他人生軌跡的人，爸也兼有引導和認識上該負的責任。當然，我們全是愛他，那麼是誰害了他呢？發生了這麼大，又這麼突然的事後，我就能這麼快控制住自己退到事不相干者的立場和道路上去嗎？我是人，不是‘理智’，更何況我又正處在，這也是你說的‘熱血青年’這個年齡段上。我能不去弄清和研究透，得出客觀的結論，這到底是誰之過呢？而你們，當年在這個年齡段上時，又是怎樣表現的？”
她問了父母一個短。李搏古立答：“當年，我們是為了國家、人民，是在獻身！”
李曉晴立詰：“難道我的任性、楊光的言行不是為了國家、人民嗎？看一個人，不是不能只看他的一時、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歷史和現狀嗎？他的一時、一事，也就是在鳴放中的內容，談的是，即使是真理也不能不根據物件去教條主義的亂用。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是說了‘*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他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他的實踐性、、、、、、’。難道辯證唯物論就不許我們用嗎？難道批判馬謖就是在含沙射影地反對黨的領導和反對社會主義嗎？再看看楊光的歷史和現狀——他只是個學生；他的鳴放是在五月十五日或十六日，《人民日報》從四月十日起，有多少篇社論呀！一直到五月七日還發了《為什麼要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來整風？》，據小道訊息說，四月三十日下午，毛主席還邀請了各*黨派的頭頭，在天安門城樓上還誠懇地說了：‘今天請各位來，是要請各位幫助我黨整風。’可據說《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他是在五月十五日寫的，而《人民日報》七月一日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裡說得更是提前：‘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也就是說在五月八日開始就在‘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而他又是怎麼告訴人民、楊光和我的？五月十五日或十六日我們所知道的，卻正是他透過《人民日報》告訴我們的，楊光的鳴放，我認為完全符合黨在五月七日之前的號召要求。六月十九日公開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為什麼改了？若是在二月份公開發表了，並且也是這樣，或許就沒有現狀了。二月份強調的是解決好人民內部矛盾，而這次強調的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這叫什麼？先騙你，請你提意見，然後自己一翻臉，再自己當法官，再以自己在騙人之前的自己的一切言行作為標準，以言者有罪，凡言者都是敵人來進行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革命——這叫什麼？”
李搏古、王孜萌已大驚了。李搏古：“這叫什麼？”
“這叫對人民搞欲抑先揚！這叫中國人民大學葛佩琦所發牢騷中的‘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朕即國家’， 對人民從手段上來說，應叫政治流氓！”
李搏古震驚：“你敢惡毒攻擊謾罵我們的偉大領袖？！反了，反了？”
“我罵的是‘朕’！他是‘朕’嗎？偉大是偉大，領袖是領袖，我方才只說了‘對人民從手段上來說，應叫政治流氓！’我罵的是對人民的這種手段。中華民族的傳統中，有很多很多優良的傳統，但也有一些從今天現代社會的觀點來看是劣根性的傳統，那就是君主專治制度，尤其是一些政治馭人術。對待敵人，那叫‘兵不厭詐’，而對待‘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朋友和治下的人民，那就是政治流氓。我沒罵某個人，我罵的是對待朋友和人民的這種政治手段和行為！而且是當著自己的父親和母親的面罵的，如果你們認為我是反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