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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更是如此。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後，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中國發生事變》：「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的名字同陝西省發生的張學良兵變緊密相連，這也絕非偶然。」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也把張學良說成是「叛徒」、「強盜」。
所有反蔣的抗日力量，皆被共產國際和蘇聯冠以日本走狗。史達林非常現實。他始終感興趣的，一直是擁兵數百萬、控制全國政權的蔣介石。他的老朋友鮑羅廷回國後說過一句話：「如果再有一位中國將軍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萬歲』，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國家政治保安局那裡去。他們無非是想要幾條槍。」
史達林正是用這樣的觀點看待馮玉祥、蔡廷鍇、張學良。
由於共產國際不同意，史達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只得放棄建立在蘇聯支援基礎上的西北國防政府和西北大聯合計劃，下決心轉過來同南京政府談判。
8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並提出，我們「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
但毛澤東最清楚不過，「聯蔣抗日」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謀求軍事上的發展，只期望談判解決問題，不但遠水不解近渴，可能還會最終無水解渴。
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已經十分緊迫。
在呼籲與國民黨談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電告共產國際：「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整個紅軍的行動方針必須早日確定」，而「為著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佔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
為此，部署大致定為：
以一方面軍約15萬人攻寧夏，其餘擔任保衛蘇區，12月開始渡河；以四方面軍12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佔領青海之若干地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約於（明年）夏季到達肅州附近；以二方面軍位於甘南成為陝南蘇區之聯絡。
電報還說，「紅軍主力必須佔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這一帶布滿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城市堡壘及圍寨，希望蘇聯方面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技術問題。陝北、甘北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目前紅軍的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只有佔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否則只好把三個方面軍的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而這種做法對我們非常不利，將造成許多損失。」
這封電報的分量是很重的。毛澤東告訴了共產國際，內戰與不內戰，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意願。國際和蘇聯不拿出具體行動和辦法，中國的內戰很可能無法避免。如果蘇聯方面能夠有效地幫助中國紅軍，「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外蒙」；如不能提供幫助，紅軍西進攻取不克或與南京談判不能達成協定，便只好決心實施黃河以東的計劃以求生存。但這一方向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將無法避免和南京在軍事行動上發生衝突。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思考，9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徵得蘇聯同意——史達林同意——之後，致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同意佔領寧夏和甘西以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並明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