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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不平等的男女之間，是難以產生真情的。而青樓恰好補償了家庭所欠缺的感情功能。在青樓裡，男女雙方都不承擔倫理道德的責任，沒有門第高低的顧慮，不受貞節操守的束縛，雖有金錢的因素使人反感，但比起家庭中主奴式的服從關係來，畢竟讓人感到更自由、更平等，更能發揮和體現出個人本身的魅力和價值。所以青樓的存在，不但沒有破壞家庭，反而大大促使家庭保持穩定，促使社會保持穩定。青樓與家，不但不相犯，而且恰好耦合為一個完整的性文化系統，保證了中國古代社會長期穩步的發展。儘管多數朝代都有過禁娼、禁狎的法令、措施，但青樓業就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關鍵就在於青樓是那個社會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子系統。有的嫖客把妓女長期包下來，有的還把妓女娶回家中。但妓女成為妻妾後，心理壓力大，感覺也容易錯位，往往要比普通婦女付出更大的艱辛。在這方面為人稱道的模範是明代的名妓董小宛嫁給冒闢疆之事，這是一個“士妓戀愛”的典型。 青樓妓女一開始，就是以藝術工作者的身份出現的，她們的主要服務物件，就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基本力量和人才來源的“士”。士人一般具有中等以上的經濟實力，但妓女喜歡與士人交往，並不是看中其經濟實力，而是因為士人比起其他階層的人來，要風流倜儻，不僅能十分內行地欣賞妓女的色與藝，而且他們自身的色與藝也反過來使妓女產生審美愉悅。這便是自古以來，才子須配佳人的道理。另外，與士人交往，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削弱了自卑感，士人的吟詩作賦，又可成為自己的廣告。從士人一面來看，詩作能被妓女傳唱，自然也聲名遠播。可見，士與妓是互有所需，互相欣賞，互相依賴的。功利目的之外，士與妓之間還能產生真正的友誼和愛情，互相理解，互相同情，互相尊重，彼此找到人生的慰藉。士與妓，可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對雙璧，他們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留下了數不清的美麗動人的故事。士與妓的關係最密切的時代，也就是中華民族最強盛、最繁榮的時代。唐代的名妓薛濤和魚玄機，都同時是著名詩人，她們交往的都是當時的一流士人。宋徽宗趙佶去嫖名妓李師師時，是以風流士人的身份，但還是輸給了大詞人周邦彥。名垂青史的妓女都不是依靠單純的姿色，而是依靠她們的藝術才華和與重要士人的交往，比如明末的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幾位，不僅與自己愛慕計程車人建立了堅貞的愛情，還能在民族危亡之際，表現出大義凜然的操守氣節。這應當是青樓文化最為奪目的閃光點。 中國古代的青樓妓女因為自己的高超才智和藝術趣味而獲得了比一般婦女更深的人生體驗和更高的精神享受，同時也獲得了社會輿論的尊重以至褒揚。這與今天妓女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不過，妓女的歸宿卻大都並不理想。一般是從良，入宮，出家，做鴇母，或者改行，寡居等等。從良有許多障礙，一是鴇母不放，二是很難找到真正喜歡的男人，三是從良後不能適應或不能忍受，許多妓女從良後又有反覆。說到底，青樓是一個性與愛分離的場所，這個本質使得大多數妓女無法得到圓滿的結局。青樓最大的悲劇還在於，妓女先在地被抽去了人的尊嚴，被排斥在正常的人的概念之外，這決定了妓女的“人之夢”在總體上是註定要毀滅的。 青樓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它雖然是男性社會的重要標誌，但它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與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青樓是古代最重要的社交娛樂場所。達官貴人，文士商賈，都以青樓為集散地，重大禮儀活動也多有青樓人員到場。青樓的規矩、禮儀與上至皇宮內院，下至黑社會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青樓文化可說是中國各階層文化的一個混合體。青樓還是古代最重要的消費場所，它不僅自身消費巨大，還引導著全社會的消費潮流，直接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青樓又是文化藝術之鄉，撇開青樓，就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