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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缺乏一道明顯的‘橋’”，加上愛用典，使讀者“收穫的只是綺麗的片段”，從而不能取得“更偉大”的成果等等。這些批評是十分中肯的。過分地玩賞感情世界那些精緻典雅的小“擺設”，就會使人覺得格調不夠高，境界不夠闊。魯迅先生也批評過廢名，說是“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此話雖然有些過重，但聞者卻應該深以為戒。就以《十二月十九夜》這首詩來講，廢名好像精心製作了一盞宮燈，可由於他把讀者推得太遠，人們很難仔細地觀賞，只能隔著茫茫的苦海，從遠處那枝孤燈上領略到一點浮光掠影的光彩。當然，這種情趣，也別具一番美學滋味。這也許就是廢名詩作的獨特價值吧。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1）
公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國立北京大學雄渾而沉重的紅樓內，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禮堂內外擠滿了北京各高等學校的學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飄萍的記者朗聲道：“現在民族命運繫於一髮，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勇抗爭。”眾人聽了，悲憤交加，有的頓足捶胸，痛哭失聲。一個學生走上前去，激動得說不出話。只見他“刺啦”一聲，撕下一大塊衣襟，舉起中指，一咬而破，揮指在衣襟上血書下四個大字：“還我青島”。 便爆發了響徹整個中國20世紀的“五四”運動。 如果說“五四”是20世紀中國的黎明，那麼這個黎明到來的時候；20世紀已經過去了將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長，從未有人界定過。假如沒有呼喚，沒有吶喊，黎明會不會自動到來？當人們呼喊過，撕裂過，衝鋒過，僕跌過之後，這便成了一個值得冷靜思考的課題。 “五四”的意義，遠非趙家樓的一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潮甫歇的1921年來近距離地回瞥“五四”，就會發現，剛剛過去的五六年，已然從文化穹廬上撕下了一塊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國，開始呈現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氣息。所謂“五四”，並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日子，而是古老的中華文明“靈童轉世”，進入一個生機勃勃的嶄新文化時代的胎動期。 提到“五四”，人們都會想起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但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名字決不能忘記，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一字孑民，浙江紹興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並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但卻是這場運動最有力的支持者。 蔡元培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他對北大進行了一系列整頓改革，實行教授治校，鼓勵學術研究，為新文化運動開闢了一個寬廣良好的言論空間。 蔡元培說：“北大者，為囊括大典，包羅萬眾之最高學府。”他的辦學方針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幷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針，實際上為新思潮、新文化開拓了陣地。他當了北大校長後就聘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