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五代十國（5）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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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的皇帝當中相對算比較長的，加上石重貴的那幾年前後有十年的時間，這十年時間內中原的局勢相對穩定，中央政府的權威日益增強，對邊疆地區的控制也隨之增強，而天下文官集團同氣連枝的性質更刺激了延州藩鎮內部文官力量的增強。當時的延州節度使周密在人地生疏的延州採取了與文官集團結盟以壯大自己權勢的策略，導致後晉年間文官集團在延州的發言權一度達到鼎盛時期。目前延州九縣的所有縣令縣丞縣主簿和縣尉都是當時任命的，文官集團把持了地方實權。
但是這種情況直接觸犯了延州軍方的利益，心懷不滿的軍隊發動了兵變，奪取了西城，把延州高家的新一任族長高允權抬出來領頭，將周密趕到了東城。原本這種幾乎等同於公然聚眾造反的行為必然將導致後晉朝廷的討伐，但當時面對契丹強大軍事入侵的後晉朝廷根本沒有實力再派出軍隊平叛。兵變爆發時，石重貴政權已經在契丹面前轟然倒下，這也是延州的軍人們敢於公然對抗周密的前提。
這次兵變的結果是以李彬為代表的延州文官集團再次妥協，在與高允權進行了秘密協商之後，延州的文官集團放棄了對周密的支援，轉而支援高允權，同時，李彬利用自己在中原政權內部的活動能力為高允權與新興的中原霸主劉知遠建立了聯絡，成功解決了高允權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而作為回報，高允權對於文官集團在後晉年間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確認，不再進行秋後算賬。
高允權此人世居延州，對延州的局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其本人並不善軍伍，更像一個文官。因此高實際上是延州士族延州軍方和延州文官之間妥協的一個產物。高允權一面小心翼翼地在延州軍方和延州文官集團之間保持著微妙的平衡，一面逐漸地將一些軍方元老重將排擠出軍隊，而以自己的親朋故舊甚至家人子弟取代之；另外一面則在尊重文官利益的同時在自己的節度府中培植一些親信文官作為預備資源，在各縣長吏出缺的時候見縫插針將這些年輕文官補充進去，一步一步奪取延州的實際主控權。
因此高允權透過自己的兒子高紹基逐漸將軍權控制在手中，同時不時大力重申李彬在延州節度當中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性，嚴禁延州軍方任何人做出敢於冒犯李彬權威的事情。事實上也確乎如此，高允權十分清楚，高家之所以能夠被中原的皇帝所認定，並不是因為高家的實力有多麼強悍，而是因為李彬的存在始終令汴梁方面感到放心。控制汴梁的軍閥換了一個又一個，但是控制汴梁的文官集團卻是雷打不動，在這種諸侯紛爭的亂世，文官集團的生命力要明顯強於他們所效忠的藩鎮本身。
因此高允權很清楚，得罪軍方會招致眼前的禍患，但是得罪文官集團從長遠角度來講對高家更加的不划算。
他試圖在這中間尋找一個平衡點，那便是將軍隊和文官都變成自己私人的勢力，用這種手段，將可以保證高家勢力在延州的延續。
高紹基便是延州軍方在高允權府中的最高代表。
而新上任還不到一年的膚施縣令秦固，則是高允權親自培植籠絡的年輕文官代表。
兩人的爭執，實際上源於一份被稱之為《延州流民安置告示的檔案。
一般而言，起草安民告示是文官的份內事，流民安置告示理應由文官起草。
但是這份告示卻是高紹基一手炮製的。
和軍中其他人對流民的態度不同，高紹基同樣看到了流民這種潛在廉價勞動力的價值所在。從這個角度上講，高紹基的看法倒是與文官們不謀而合，不過差異在於，文官們認為流民的價值應當融入到延州經濟民生的整體框架內來實現，透過流民的勞動增進延州的糧食儲備，最終達到增加延州人口基數，流民被轉化為原住民的目的。
但是高紹基的目的則完全不同，他所炮製的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