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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工最初計劃，依修路計劃大綱，所有通省干支各路之用費，統由省籌集，以期一致。但自幹路動工後，各地紳商，漸曉然於修路利益之大，且於民生關係甚切，故窮思協力從事，以速其成。當局見人民已能自動也，遂於九年五月制定《山西汽車支路承修條例》十條頒行之，以示標準（規定省路除幹路由省公款修理外，大小支路準由商民呈請承修——作者）。未已即有忻縣、定襄、五臺紳商首先興起，合三縣之資力，組織忻定臺路工公局，修理由忻縣經定襄至五臺之支路，以為全省倡。嗣他處亦漸有聞風繼起者。” 此後，省支路依照《山西汽車支路修條例》，由各縣紳商承修。
築路在當時生產條件下是非常艱難的，尤其山西山多溝眾，人力、財力、物力，均為不足。儘管閻錫山為了實現他的“修路計劃”，廣泛動員人力，儘量節減支出。然而，就當時山西的財力而言，在三年之內完成所有幹路的修築，再用三年完成支路及縣、鄉各路，還是顯得不敷支出。閻錫山本人對於工程的進度亦表現得很不樂觀，他在1921年10月與美國教育家孟祿博士的談話中這樣說，“省路，歸省政府擔任修築，原擬六年成功，現在僅成大小支路五條；幹路正在進行，明年可完全告成。至縣、鄉路，原擬各六年修築完竣。此項計劃，共擬十八年告成。計劃如此，事實多較計劃為難，其結果尚不知如何也！” 不僅將原計劃“自民國九年一月開工約以六年一律告成”，改為“此項計劃，共擬十八年告成”；而且表現的缺乏信心，發出“其結果尚不知如何也”的慨嘆。
據《政全內務及實業》記載，“築路計劃”實施的結果，短期內共完成省級幹路，總計“南北總長1480裡。自忻縣城南至介休城北段，長440裡，橋110座，涵洞124個，用土56萬餘方丈，用石6399方丈。介休城南至運城段，計長625裡，橋62座，涵洞89個，66萬餘方丈，用石萬方丈。忻縣城北至大同段，計長415裡，橋75座，涵洞92個，用土52萬方丈，用石萬方丈，又石洞120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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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經濟文化 注重發展教育（1）
1919年10月，“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五屆年會”在太原召開，會上閻錫山在演講中說：“人群現在已陷於最危險之地位，因政治程度超越教育程度甚遠。政體已成為*，而民實無主之之智慧；主之者既非民，即失卻*之精神，無*精神而曰*，危險孰甚！欲渡此一難關，惟有積極發展教育之一途。”是故，“國民教育為人群之生命”。 有鑑於此，閻錫山在他執政山西之初，即把發展教育置於施政之首，予以相當的關注與重視。在他的手書格言中有兩句話，其一，“當兵、納稅、受教育，為國民之三大義務”；其二，“欲決勝於疆場，必先決勝於學校”。從這兩句話中，足可見其對於教育重要性的認識程度。
閻錫山所說之教育是廣義上的教育，依次分為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人才教育、社會教育。
這裡所說的“國民教育”，專指普及義務教育，亦即基礎教育。閻錫山認為：
振興教育，譬如建屋，屋之在地上者，人人皆知注重，但能建築房屋者，皆會講究。殊不知屋之能否經久不壞，卻不在地上之輪奐，全在地下之基礎；教育亦猶是也。人才教育，屋之在地上者也；國民教育屋之在地下者也。人才教育，對於社會上有報酬，受此教育者，亦多亟亟以謀發展，故社會上皆知重之；國民教育，系義務的、低淺的，對於社會無報酬，受此教育者，也無所發展，其不為社會所重視，蓋有故也。不過今日為列國並立之世界，此人群與彼人群遇，較量優劣，要在多數人民之知識，不在少數優秀之人才。今日中國四萬萬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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