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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傅斯年透過對昆明社會各階層思想現狀分析，清醒地意識到民族矛盾是一個極為重要和敏感的問題，從團結的大局出發，針對顧頡剛在《益世報》上創辦的那個《邊疆》週刊以及登載的文章，毫不客氣地給予批駁。傅在致顧頡剛的信中曾這樣說道：
吳文藻與費孝通&ldo;西南自立&rdo;(3)
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宜必謹慎。其一為&ldo;邊疆&rdo;。夫&ldo;邊人&rdo;自昔為賤稱，&ldo;邊地&rdo;自古為&ldo;不開化&rdo;之異名;此等感覺雲南讀書人非未有也，特雲南人不若川粵人之易於發作耳。其次即所謂&ldo;民族&rdo;。猶憶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純聲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時，弟力主不用&ldo;赫哲民族&rdo;一名詞。當時所以有此感覺者，以&ldo;民族&rdo;一詞之界說，原具於《民族主義》一書中，此書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機關之刊物，尤不應與之相違也。今來西南，尤感覺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雲南人既自曰：&ldo;只有一個中國民族&rdo;，深不願為之探本追源;吾輩羈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種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英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廣事傳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國之邪說。則吾輩正當曰&ldo;中華民族是一個&rdo;耳，此間情形，頗有隱憂。迤西尤甚。但當嚴禁漢人侵奪蕃夷，並使之加速漢化，並制止一切非漢字之文字之推行，務於短期中貫徹其漢族之意識，斯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實，似非學人愛國之忠也。
針對這一論點，傅斯年正告顧氏：要盡力發揮&ldo;中華民族是一個&rdo;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並以歷史為證：&ldo;即如我輩，在北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血統，在南人誰敢保證其無百粵苗黎血統，今日之雲南，實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學也。&rdo;又說：&ldo;日前友人見上期邊疆中有名干城者，發論雲：漢人殖民雲南，是一部用鮮血來寫的爭鬥史。在今日，邊地夷民，仍時有叛亂情事。所謂鮮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當知其妄也。友人實不勝駭怪，弟甚願兄之俯順卑見，於國家實有利也。&rdo;
傅斯年與顧頡剛原是北大同窗好友，此前在廣州創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產生矛盾，進而割袍斷義，想不到十幾年後二人又在昆明相遇。為民族大義計，顧頡剛接信後，聽從了傅斯年的勸說，即作《中華民族是一個》發表於週刊。顧氏如此做法，當然不是屈服於傅斯年的壓力，而是一種外力警醒下的自覺。當時中國雲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學者楚圖南在後來回憶中所言：除蔣介石的&ldo;中央&rdo;與雲南省掌門人龍雲的&ldo;地方&rdo;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經產生了&ldo;本省人和外省人，雲大與聯大之間的隔閡&rdo;，以及&ldo;高階知識分子之間如留美派、留歐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門戶之見&rdo;。正是鑑於這一錯綜複雜的局面，顧頡剛才在文中主張：&ldo;中國沒有許多民族，只有三種文化集團--漢文化集團、迴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尤其是漢族這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rdo;云云。
後來顧頡剛在《自傳》中回憶：文章發表後，&ldo;聽人說各地報紙轉載的極多，又聽說雲南省主席龍雲看了大以為然，因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總有非漢族的感覺，現在我說漢人本無此族，漢人裡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這一個癥結，就覺得舒暢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