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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燈塔出口2-5年的懲罰。
後世東芝逐漸衰落，並最終被整體併購，有不少的評論都把東芝衰落的起點，定位在這次機床事件上。
歷史上，80年代後期開始，東芝的家電產品是進入內地最為積極的公司之一，那句“TOSHIBA，TOSHIBA，新時代的東芝”的廣告詞，能夠成為內地經典記憶的背後，是東芝失去燈塔市場之後，不得不尋找新的傾銷地。
燈塔對異己的打壓，是有一套很成熟的系列手法的，對一些冒頭的企業或個人，進行殺雞儆猴，是燈塔很熟練的操作，這次東芝機床事件，東芝恰好撞在了燈塔的槍口之上，成為了那隻被殺的雞。
更加重要的是，霓虹的當家人在燈塔的一系列打擊之下，確實是被嚇住了。
霓虹半導體產業的快速崛起，背後與通產省一系列的支援政策是分不開的，而在此之後，霓虹的通產省在半導體方面，再也不敢主動引導霓虹半導體企業去與燈塔競爭。
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之後，霓虹的半導體產業徹底喪失與燈塔進行對抗的勇氣，開始走向緩慢的死亡。
歷史上，霓虹在半導體領域，最後一個有影響力的發明就是快閃記憶體，從此之後幾乎再沒有聽到過霓虹在半導體領域有過什麼特別有價值的創新。
至於1992年那個藍光LED，其實很大程度是一個意外，當時發明這個產品的日亞化學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發明人中村修二更是根本不受重視的最低階的研究人員。而最終這個中村修二也放棄了霓虹國籍，去了燈塔。
宏觀一點看，這次霓虹與燈塔的貿易衝突，其實是霓虹想要擺脫對燈塔的依賴，而做出的一次嘗試。只不過結果是霓虹被劈頭蓋臉的胖揍了一頓，並徹底失去了帶頭大哥的信任。
幾年之後，霓虹出現了一本很著名暢銷書，叫《霓虹可以說不》，其實就是這種思潮的反應。這本暢銷書的主要內容，就是呼籲霓虹在經濟、產業等各個方面，都應該敢於去對燈塔說不，更加的獨立自主。
而這本書的作者之一，就是索尼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只不過在這本書的官方譯本上，從來沒有敢署上盛田昭夫的名字罷了。
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大幅升值，帶來了短期巨大的財富效應，不僅霓虹本土的地產等一系列有金融屬性的資產在大漲，而且霓虹的不少資本也跑到了燈塔去收購了大量標誌性的資產。
80年代，霓虹的經濟實力是相當強大的，這就給不少霓虹人造成了一種錯覺，認為霓虹能夠擺脫對燈塔的依賴，真正的實現崛起。
只不過這種建立在金融領域上的繁榮是沒有根基的，隨著霓虹地產泡沫的刺破，失去的三十年就此正式到來，此後霓虹討論的話題，再不是什麼擺脫對燈塔的依賴，而是如何讓霓虹的經濟應付衰退，恢復增長。
霓虹經濟以美日半導體協定為標誌，出現了急劇的轉向，這裡固然有燈塔極力打壓的因素，但霓虹本身經濟體系的弊端，同樣是不能忽視的因素。
霓虹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財團體制。
這種財團體制在霓虹前三十年的增長中，可以說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在霓虹經濟下滑的過程中，同樣需要承擔巨大的責任。
霓虹的財團體制，可以使得霓虹的資本得到非常有效的集中，在霓虹建設工業基礎的時候，這種資本的集中運用是極為高效的。
尤其是在60、70年代，燈塔在有意扶持霓虹，向霓虹輸出了大量的先進技術，這些引進的先進技術與霓虹高效的資本結合起來，實現了霓虹經濟規模的飛躍式增長。
霓虹的科研能力很強，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但霓虹的科研特點，是擅長於漸進式的創新，可以將許多的工藝細節做到極致。
